zt：闲话军统（续十）61-63

闲话“军统”(61)
3.5 王克敏案
前文说了，北平沦陷之后几个月，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他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王克敏，生于1879年，浙江杭州人，字叔鲁。
王克敏是前清举人，曾任职清政府驻日使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部。
王克敏是一个财政官僚，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且三度出任财政部长。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曾通缉王克敏。
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王克敏曾担任委员，还曾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任职。
看王克敏的照片，其外貌令人望而生厌，毫无政治家的风范，骨瘦如柴不说，整天佝偻着身体，像个晒干的虾皮。由于两眼畏光，王克敏终日戴着个黑眼睛，人称“王瞎子”。
实际上，这是老了以后，看王克敏年轻时的照片，还是比较周正的。

1937年7月，平、津两地相继陷落，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在日寇占领北京之前，涉及到管理北平的全部行政、军政职务，均由29军的几位高级军官兼任。他们一旦撤离，北平就等于没有政府了，换句话说，没人管了，所以不能全走，总得留几个人。因此，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前，将他自己担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秦德纯担任的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全部交给张自忠“代理”。
但张自忠只“代理”了10天。7月29日，日寇进城，张自忠勉强周旋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只能于8月7日黯然离去。
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
就因为干了这10天，张自忠还背上了一个“汉奸”的名声，舆论都称其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标题称其为“自以为忠”。
实际上，宋哲元走的时候，对于究竟留下张自忠还是秦德纯，曾有过争论，因为谁都知道留下的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而且肯定背上“汉奸”的骂名。
最后的结果是张自忠留下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能责怪谁，总得有人留下——走的，是为了保留抗日的火种；留下的，是为了与日寇周旋，尽可能保全百姓。好比公孙杵臼与程婴，一为其易、一为其艰。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7月29日，日寇进城，当天就成立了“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
江朝宗，1861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北洋系的重要人物。
在历史上，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1917年， "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
“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成立虽然是在7月29日，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 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闲话“军统”(62)
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
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
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
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4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
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殷汝耕、如王克敏。
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
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
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
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
日本华北方面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6年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8月喜多诚一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1937年9月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任命喜多诚一为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少将军衔。并令喜多诚一尽快着手“在华北建立政权”。
喜多诚一、影佐侦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
既然是搞“政府”，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
像江朝宗、高凌蔚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了“新政府”的台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为数不多在世的也早已南迁，不会留下来等着当亡国奴。
数来数去，喜多诚一圈定了几个人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
想是想得挺好，派人一接触，三个人都不干，放着“国家元首”不肯当。曹汝霖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靳云鹏则以“潜心礼佛”为由，婉言谢绝。把喜多诚一气得够戗，说“皇军来了，你们都这样不合作，到底安的什么心！”最后，给曹汝霖安了个挂名的职务了事。
相比之下，作为军人的吴佩孚，说话就极为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要我出来可以，你们退出华北，再由我出来恢复法统。”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患牙疾，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之下当场身亡，享年65岁。被国民政府追赠“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喜多诚一想到了老牌的亲日分子王克敏。
这时王克敏正在香港，喜多诚一派“黑龙会”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与王克敏接洽，并陪着他去了一趟日本，敲定了卖国求荣的一系列细节内容。
按：“黑龙会”是日本的极右翼组织，最初以谋取中国的黑龙江为目标，故名“黑龙会”。山本荣治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不法商人，很早就来到中国，结交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成了一个“中国通”。
1937年12月上旬，王克敏回到北平，准备“出山”当汉奸了。

闲话“军统”(63)
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怎么会定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1月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省”级以下，恢复北洋政府时代“省下辖道、道下统县”的行政区划体系，另外尚有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
1938年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原来，此时的平、津两站，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司令、陈恭澍为副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
戴笠令王天木常驻宝坻，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北平区的日常工作则交由代理区长毛万里负责。
制裁汉奸显然不属于日常工作，戴笠也知道他这个前任秘书毛万里不是这块料，前次制裁殷汝耕，毛万里一点忙没帮上不说，反而差点“折”了尚小姐。这回索性也不弄那假招子了，直接把任务下给了陈恭澍，并令北平区全力配合。
接到命令，与以往一样，陈恭澍将工作交给了他的搭档，天津站书记曾澈，只身赶赴北平执行制裁任务。
早先，陈恭澍等人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性命攸关，不是玩的。
因此，陈恭澍化装成“大款”——钱庄的老板，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