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闲话军统（续四） 28-34

闲话军统（28）
　　2、三大杀手之二 ——赵理君
　　戴笠手下的三大杀手，王天木和陈恭澍，都是文武双全，包括其他一些处、站级的大特务，沈醉、文强等等，提笔能写诗、动手会杀人，实在是一等一的人才；连戴笠的警卫王鲁翘都会写文章。如果没有当特务，这些人干别的，也照样错不了。
　　赵理君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性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没干过的，心里也得哆嗦。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很详细地描绘了他在第一次制裁汉奸时的心路历程。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几天都不愿意说话，闷闷不乐，再没有提到过此事，即便他因此事受到嘉奖，也没有见他有任何沾沾自喜的表现，就是这个原因。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
　　赵理君，生于1902年，四川人，有人说他是黄埔五期的，我没有查到。还有的说他原本是上海的流氓，这不对。
　　戴笠什么人都用，但他不用流氓，他可以与流氓交朋友、可以运用流氓做事情，但他决不会把一个流氓招进正式编制，原因咱们前面说了。另外，戴笠看人看得很透，他觉得此类人没有精神上的东西，盖其能为我所用，也能为他人所用二。
　　谈赵理君，要从特务处上海区谈起。
　　2.1特务处上海区
　　上海在那个时候的地位，远不是我们这些后人所能想象的，一是经济繁荣，“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不是吹的。那会儿的香港可没戏，远没有后来的地位。二是密弥首都南京。三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设于上海；四是后来抗战期间，成了GMD与日伪秘密战的前沿。
　　所以戴笠自然不会放弃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务处还没成立，就派人在上海活动，时间跟天津站成立的时候差不多。
　　按：军统的所谓站、区，其实划分得并不是太严格。大凡一个组织，当他处于草创时期，其机构、人员级别等等，肯定不会有太严格的层级区分，也许今天叫“处”，明天就改“区”了，后天区长被捕，没准就改叫“组”了，都不是一定的。到后来慢慢发展了，人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乱七八糟的事就来了，什么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你当什么长，凭什么我当不上，“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但在那个时期，没准儿明天命都没了，所以这些还都谈不上。
　　比如天津站和北平站，后来在两站之上成立了一个华北区，由郑介民担任特派员，由于其特务处副处长的地位，王天木和陈恭澍自然要受其节制，但仍受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郑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传达和指导。后来又改叫华北区区长，王天木和陈恭澍都当过区长。
　　再比如，军统对南洋等地区的管控部门，既不叫区，也不叫站，叫“海外部”，你说这个“部”是什么级？

闲话军统（29）
　　上海比较特殊，始终叫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就是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翁光辉。
　　按：翁光辉，浙江丽水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生，跟戴安澜烈士是一个队的。他这一期还出了一个大特务邱开基，不过邱是经理科的，搞财务的干特务，居然也干得有声有色。
　　但翁光辉这个区长没干几天，原因是他犯了一次“傻”。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偶然发现了一份红军的部分部署和装备的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的运用人员、巡捕范广珍意识到这是一份重要情报，于是就把材料交给了翁光辉，满拟翁会交给戴笠，结果翁那天不知是脑子进水还是怎么了，居然想到要把这个材料直接送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由于翁光辉在北伐时曾在海军工作，于是他找了一条军舰，沿江而下，准备到庐山亲自将情报送给校长。结果他前脚刚走，后脚戴笠就知道了。
　　结果是你坐轮船，我乘飞机，看谁跑得快！当翁光辉兴致勃勃地从九江登陆，“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时，迎接他的，是戴笠的手枪。
　　跟戴老板“抖机灵”，显然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翁光辉这一趟折腾，换来的是马上撤职，并予以监禁。
　　但戴笠并没有太难为翁光辉，毕竟他是个爱才的人，不会跟自己手下人一般见识，很快又提拨他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抗战开始以后，翁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队长、第10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照样弄了个少将。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八区保安司令。
　　其实翁光辉是个很负责任的人，1948年6月，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就是淮海战役里边那位）回温州郊区老家探亲，这是翁光辉的防区。翁怕邱清泉被游击队袭击，还亲自到带卫队把他请到城内保护起来。
　　翁光辉之后，第二任区长就是余乐醒。这时，上海区已经初具规模了，下设有四个情报组。余乐醒的小舅子沈醉就是从这里走上他的“革命”道路的，一开始当交通员，后来搞情报。沈醉当时才十八、九岁，别人都比他大得多，每次取情报，大家都拿他当小孩，给他买吃的，然后再三叮嘱别把东西给弄丢了。
　　翁光辉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以后，为了进一步培养沈醉，戴笠派他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从此以后沈醉长期在公开单位工作，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
　　按：当时与沈同去侦察大队的，另外还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杀害郑苹如烈士的刽子手——汉奸林之江。林之江后来死得很惨，关于他，我们在讲“郑苹如案”的时候再说。
　　也是这个时候，上海区增设了行动组，组长就是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成员，据沈醉回忆，有施芸之、李阿大、过得诚等，一共有十几个人。
　　按：上海区的这个行动组，“阵容”是很强大的，除赵理君外，副组长王克全亦是位列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人物。

闲话军统（30）

　　第三任区长，吴乃宪，广东海南人，军校一期。
　　按：吴乃宪是一期第三队的，这个队是整个一期生里人才最多的，猛将如云。那边的，有李仙洲、梁干乔、关麟征、杜聿明、侯镜如、黄杰、袁守谦等等。咱们这边的，有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还有“模范军人”、在北伐中牺牲在武昌城下的曹渊烈士，这可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的。
　　关于吴乃宪，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点：
　　一、吴乃宪是海南岛海口长流镇传桂村人，他这个老家传桂村出了22个黄埔生，其中有四个将军。
　　二、据沈醉回忆，吴乃宪曾出卖他的老师邓演达。我查了上海地方史志，出卖邓演达的是陈敬斋。
　　三、吴乃宪在淞沪抗战中有很不错的表现。当时，吴乃宪已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他率领的铁路警察部队、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海南万宁人）率领的地方警察、吉章简（前面讲过，海南崖县人）率领的地方保安团，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四、大家知道，故宫文物的精华在台湾，而这批珍贵文物中的最精华部分、一共2972箱，就是经吴乃宪之手运往台湾的。
　　大体就在这个时期，特务处开始在各个区、站增设了两个职位。其一是书记，担任上海区书记的是张师。
　　张师也是原中共党员，先在“浙警”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接替王孔安），这个时候他还是毛人凤的顶头上司呢，呵呵。抗战中曾任兵工署稽查处处长。
　　按：战争年代，兵工厂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玩的。所以兵工厂是军队建制，工人也属于现役军人，是不准组织工会的。为防止共产党和其他势力兵工厂活动，各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统管这项工作的，就是兵工署稽查处。
　　在《红岩》中曾有成岗被捕的场面，如现实中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出面去处理的，就应该是这个张师了。
　　抗战胜利后，张师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即毛森的副手。这个时候，毛人凤已经是军统局局长了，十几年的工夫，你看看人家混的！
　　张师这个人，我记不太清《潜伏》中吴站长的太太提过他没有，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你们还在这儿抓人，好滑稽”那段，我记得提到何芝园跟余乐醒了。这都是真有其人的。

闲话军统（31）
　　各区、站增设的另一个个职位，是区督察，上海区派来的督察是陈慈。
　　陈慈，1906年生，海南文昌人，字质平，更多的人习惯称其为陈质平。
　　陈质平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其实他挺有名的，外交界的老人应该都知道他，因为他多数时间是以国民党的“外交家”面目出现的。1949年8月，陈质平就已经是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全权大使了。
　　按：解放前夕，蒋介石对失去大陆之后的走向，曾有几个考虑，第一当然是去台湾，但偌大的大陆都丢掉了，台湾能长期保有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因此蒋曾考虑一旦台湾失守，则到菲律宾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因菲律宾在1947年独立以后，反共的态度很明确。
　　据《蒋介石在台湾》一书记载：
　　【1947年4月18日，中、菲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10月24日正式批准，菲律宾总统还热情邀请蒋介石前来访问，蒋曾召见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垂询甚详”，表示有机会一定去访问。 蒋介石下野后，即派陈质平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试探组织流亡政府的可能。】
　　按：实际上，1949到1950这段时间，去台的衮衮诸公其实日夜都生活在不安中，不但被国际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理上也已经放弃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GAME OVER”，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从这个角度上讲，发生在朝鲜的那一场战争，真的很不是时候。
　　去台以后，陈质平历任台湾驻伊拉克、约旦、利比亚、墨西哥“大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质平曾亲眼目睹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幕。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当时，陈质平正在台湾驻墨西哥“大使”任上，同时，他也是台湾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台湾当局“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是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
　　当天，在上述投票之前，周书楷宣布“退出”联合国。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张这几个人的照片，靠后的一个就是陈质平，前面并排的两个人，一个是周书楷，另一个是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三人均“面色凝重”，与另一张照片上乔冠华等人拊掌大笑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
　　以上说的是作为“外交家”的陈质平，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陈质平曾经是一个特务。
　　1936年12月20日，军统在广西梧州将民国时期第一暗杀大王王亚樵一举狙杀，陈质平在此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以我说嘛，真正的干才，干什么都能弄得像模像样。
　　军统的文昌人有好几个，郑介民大家还记得吧，另外还有邢森洲、王昌裕。
　　在淞沪抗战中，陈质平也被派到上海前线。据他回忆，某次戴笠派他去执行一项任务，行前去辞行，适逢戴笠生病，发高烧。戴笠当时大概是烧得有点糊涂了，一见面就质问他：“你为什么还不去前线？”然后从枕下抓了一把足够做几身衣服的钱：“你去做一身衣服，赶快走，去前线！”让陈非常感动。
　　陈质平于1984年2月病逝于美国，享年78岁。

闲话军统（32）
　　吴乃宪之后，第四任区长，王新衡。
　　王新衡，浙江慈溪人，1908年生。
　　王新衡的经历跟文强类似，虽是特务出身，但因机缘巧合，结交的都是大人物。
　　王新衡也是军统内的苏联事务专家，是个学者型的特务。
　　国共合作时期，王新衡被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而且这俩人都是托洛茨基派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中国同学，以浙江人居多。
　　这个现象引起了王明的注意，据说当时中山大学举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要处分蒋经国、王新衡等人，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一时奈何他不得，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新衡”，会后，王新衡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蹲了四个月的大狱。
　　1930年，王新衡被遣返回国。曾在南京创办苏俄评论社，出版《苏俄评论》月刊。
　　1934年1月，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王新衡投奔了张学良，虽然地位相差很悬殊，但二人却成了好朋友，极为相得。
　　后王新衡加入军统，任上海区区长之后，由于他与张学良的这层关系，戴笠派他到西安去当西北区区长，但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结果就在要去还没去的当口，“西安事变”爆发，把戴笠搞得灰头土脸。满腔怒火之下又一次“殃及新衡”，以“失职”之名将王下狱，一直关到淞沪抗战爆发，才给放出来，派任香港站站长。
　　这一段，咱们在讲“西安事变”的时候还会细讲。
　　第五任、也是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多次提到的周伟龙了。
　　在军统，周伟龙是个惹不了的人。
　　首先是他的资格老，“十人团”之一嘛，还没有特务处的时候，这几个人就跟着戴笠搞情报，那是元老中的元老。
　　其次，周伟龙的确是个干才，经历很丰富，能力极强，就没有他干不了的事。
　　周本人是军校四期毕业生，又在正规军队中干过，当过宪兵营长，干过潜伏，搞过行动，后来又去“忠义救国军”，再后来又当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军、警、宪、特，他一个人干齐了，还给不给别人留饭碗了！
　　最重要的，周伟龙是戴笠的结义兄弟，还救过戴笠的命，这一份情谊，那是连毛人凤什么的，都比不了。
　　所以在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只有戴笠能够支使周伟龙，别人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
　　据沈醉回忆，中日开战以后，特务处决定往日租界派几个潜伏组，当时是考虑上海一旦陷落之后，长期潜伏。这个任务，周伟龙预备叫沈醉去，问题是沈当时已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干了好几年了，搞的全是维护治安、刑事案件侦破等公开工作，身份早已暴露，根本不适合潜伏。
　　沈醉于是跟周讲，请他能不能另派他人，这时戴笠发话了，“你不是湖南人么，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让你去你就去吧。”
　　去是去了，由于下手太晚，已失去潜伏条件，在租界中根本无法立足，没有一个月，就待不下去了。
　　临到撤离的时候，组里还有一部电台难于处理，因电台在那个时代是比较珍贵的通讯器材了，沈醉觉得砸毁太可惜了，于是决定冒险把它带出来。他手下有个特务，家中有一个婴儿，于是沈醉把电台放在婴儿车上，通过了租界的巡查。
　　见到周伟龙，诉说一切，结果周一听就急了，认为沈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丢了上海区的脸，非得让沈醉回去不可。
　　这时连戴笠也觉得周太过分了，说：“你这不是让他们回去送死么？”戴老板发话了，周伟龙才算作罢。
　　沈醉当然挺美了，然后就说“我把电台也带回来了”，本以为戴笠会夸他，没想到戴老板一听勃然大怒：“荒唐！一部电台能值多少钱，这要是被日本人搜出来，你们几个人全得没命！”
　　上海沦陷以后，周伟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上海区出现叛徒，只得撤离，接替他的第六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天木了。

闲话军统（33）
2.2 唐绍仪案
　　唐绍仪，生于1862年1月2日，广东珠海人。唐绍仪是一个农家子弟，1874年，曾国藩感于中国的落后，建议清政府选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唐绍仪有幸被选上，同学中还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唐绍仪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了。但当他回国的最初，赏识唐绍仪的，其实是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唐绍仪曾代表袁与南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的思想立场开始向民主共和方向转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抗战爆发时，唐绍仪正举家寓居上海，但政府方面对这样一位老革命家滞留上海感到不放心，担心他为日本人所利用，因此多次劝他西迁，但唐不知何故始终没有明确答复。同时政府又得到情报，反映说日本人有一个 “南唐北吴”计划。即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为他们所用。适逢此时，又发现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打着他的旗号在与日本人打交道。
　　蒋介石终于动了杀机。
　　任务仍旧交由军统局上海区办理（此时特务处已于1938年3月改组为军统局），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执行。
　　通过了解，赵理君物色到一个叫谢志磐的人，唐绍仪在30年代当广东中山县长的时候，谢志磐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经常采访唐绍仪，很熟，可以出入唐绍仪家，于是赵理君做了谢志磐的工作，要他协助办理此案。
　　据谢反映，唐绍仪喜欢收集古董，曾在某古董店里看上一只花瓶，当时店方索价十万，因唐嫌贵，没有谈拢。赵理君一听，计上心来，决定亲自出马。
　　他首先买下了这只花瓶，多少钱买的不清楚，但我想军统不会有这么多闲钱买古董，即便有也不会花在这上头，多半是“赊”来或“租”来的。
　　某日，由谢志磐陪同，赵理君假作古董店的伙计，拿着花瓶来到福开森路18号唐府，因谢志磐是常来常往的人，唐府不虞有他，赵理君顺利地见到了唐绍仪。
　　唐绍仪见到花瓶当然很高兴，细细把玩起来。赵理君不失时机地说：“另外还有一只花瓶，年代更久远，价格也不贵，请您定一个时间，我送到府上来。”
　　唐绍仪一听马上说：那你就哪天哪天送过来吧。
　　通过这一次“趟道”，赵理君已完全摸透了唐府的路数，客厅有一个安南（今越南）警卫，但大宅门的规矩很严，不奉召唤，这个人不会随便进入客厅。
　　这一天是1938年9月30日，赵理君再次来到唐府，唐很快接见。
　　赵理君取出两只花瓶交给唐绍仪，让唐详细对比，一边绕到唐绍仪身后，给他介绍“这里有一处瑕疵”等等，眼见唐绍仪的注意力全在花瓶上，赵理君抽出事先藏在身上的一把很小的小斧头，冲着唐绍仪的后颈就是一斧。
　　不愧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部位拿捏得准确无误，唐绍仪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断了气。
　　赵理君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走出客厅，出门时还对安南警卫说：“唐总理让我再拿几个花瓶来，你等一下，我很快回来。”
　　等警卫发现出事，追出大门的时候，赵理君的轿车早已绝尘而去。
　　由于杀唐的证据并不十分充分，国民党元老纷纷提出质疑，搞得蒋十分被动。10 月5 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5 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令人意外的是谢志磐。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3 千元。
　　谢志磐本就不是职业特务，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一通缉更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要替唐报仇，结果竟然得了精神病，被送进重庆一家医院。
　　谢在医院里也是神神叨叨，整天拿着手枪晃来晃去，医生只好向当局报告。
　　巧了，接到报案，派来调查的正是原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现已调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工作。这人谢志磐也认识，以为一定是来“杀人灭口”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是亦列名于“四小杀手”之列的人物，岂能浪得虚名！立时掏枪反击，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
　　这谢志磐够冤的，给人家帮忙，不但错杀了人，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闲话军统（34）
　　2.3 韦孝儒案
　　1938年冬，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完成刺杀唐绍仪的任务之后，因上海区出现叛徒无法立足，被调到“忠义救国军”任副总指挥，由赵理君代理区长。
　　踌躇满志的赵理君，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结果没过几天，从北方调过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来，把赵理君气得七窍生烟，处处跟王天木作对。
　　由于他在上海盘踞了6、7年，手下有一批党羽，行动组又是上海区的核心，王天木根本指挥不动区里的工作。
　　没办法王只好找戴笠说明情况，戴对这个老部下是了解的，深知赵理君如果犯起“浑”来，那就不光是将帅不和的问题，兼且对潜伏工作有极大威胁，万一一糊涂投敌做了汉奸，麻烦可就大了。
　　按：即便在军统内部，赵理君给人的观感也不好，沈醉就认为赵理君“无论是外表和内心，都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坏蛋。”
　　于是戴笠一纸调令，将赵理君调回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上校科长。1941年冬天，赵理君被任命为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少将衔，驻地在河南洛阳。
　　这个任命替戴笠找了大麻烦，而且最终送掉了赵理君的命。
　　1942年5月以前，河南的省一级机关设在洛阳，同时洛阳也是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而且又是水陆枢纽，所以是个重要地方，各方面的机构都集中在这里。
　　自然，军统、中统都在此地有派出机构，公开的秘密的都有。
　　军统方面：
　　华北战地督导团：赵理君担任的是一个公开的职务，这个单位名义上统属于第一战区，实际上受军统节制。
　　军统河南站：此时站长是岳烛远（一听这姓就是河南人），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
　　按：岳烛远，军校六期步科毕业，跟戴笠同期。岳烛远也是原中共党员，在南京上高中的时候就入了党，后加入特务处。作为战犯，1975年，岳烛远与章微寒同被最后一批特赦，据沈醉回忆，岳和章都是战犯中的“劳动模范”，俩人一个当木匠、一个修鞋子，接受改造的态度最好。
　　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处长刘艺舟，刘也是军统的，这是一个受军统运用的单位。1937年10月，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曾组织了一支民团性质的准军事部队“河南民众自卫军”，刘艺舟曾任总司令。
　　中统方面：
　　中统河南室：主任甘舍棠。军统的外勤单位叫“站”，中统一般叫“室”，当然中统也有“区”一级单位。
　　按：中统的共产党叛徒，比军统只多不少。甘舍棠是原共青团安徽桐庐县委书记，1932年8月与未婚妻方桂珍同时叛变，并出卖了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陈雪吾。后甘舍棠加入中统，抗战胜利后曾任中统天津区区长。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统室：听起来与河南省政府调统室差不多，但一个受中统运用、一个受军统运用。
　　仅洛阳一地，就有这么多特务机构，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华北战地督导团。
　　华北战地督导团名义上是个民间团体，实际上是受军统运用的一个组织，团长是比利时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驻地在与沦陷区毗邻的洛阳，目的是借雷鸣远的神父身份搞情报。
　　按：雷鸣远，原名Vincent Lebbe，生于1877年，1901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升为神父。1910年，雷鸣远被调到天津担任坐堂神父，坐堂之处，就在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挺出名的，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发端，把曾国藩搞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差点儿全搁在这儿。
　　1900年，望海楼教堂被义和团焚毁，现在的建筑是1903年用“庚子赔款”重修的。
　　1916年，天津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堂为名，扩展租界，引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抗议。雷鸣远曾发表公开信，反对法国的行径，结果被法国主教遣送回国。
　　1926年，雷鸣远回到中国，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国籍。抗战开始以后，雷鸣远曾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据说还曾任国民党某部卫生连连长。
　　1938年，根据戴笠的建议，以雷鸣远为团长，组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负责组织“华北地区民运工作”。
　　雷鸣远与戴笠是好朋友，据乔家才回忆，戴笠一生只给两个人送过礼，其中一个就是雷鸣远。
　　1940年6月，雷鸣远得了重病，戴笠特地派飞机将他接到重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并让乔家才代表他去探病，并送了500元慰问金。雷鸣远病危时，戴笠亲自跑到药房里为他买人参，雷去世以后，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楠木棺材。
　　另外，雷鸣远是《益世主日报》的创办人，该报是曾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比肩的民国时期四大报纸，据说《益世主日报》还是中国第一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