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闲话军统（续五）35-42

闲话军统（35）
　　雷鸣远在华北战地督导团实际上是挂个名，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一切具体事务都由副团长赵理君负责。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由于华北战地督导团经常往来于豫东和山西中条山的沦陷区之间，一些特务就经常干些走私的勾当，贩卖毒品、枪支等等。其实也不光军统，大家都这么干，久而久之，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但这次，遇到了一个认真的人——河南省第十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
　　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郭晓棠同志介绍，“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原本没有，三十年代初期，为加强地方控制，在县和省之间增加了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不等，其负责人称“行政督察专员”，主要任务是督率地方民团“剿共剿匪，绥靖地方”，说白了，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行政督察专员”并不由省里任命，是直接受军事委员会考察后、通过行政院任命和指挥，对行政院负责，所以权力非常大。各区都有保安司令部，由专员兼任司令，可以指挥和调动各县团队，因此一般专员大多为军人出身。
　　河南全省原分十一个专区，抗战开始以后增设一个，共十二个专区。第十二专区辖通许、杞县、陈留、兰封、开封、等五县，专署驻地通许，行政督察专员就是韦孝儒。
　　韦孝儒，字品方，河南杞县人，曾任南阳县长，1934年到1935年还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在国民党“围剿”我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韦孝儒曾写诗感慨：“河带两条潜皖绕，城楼千座堡碉稠。”
　　韦孝儒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很出名的人物，而且他的书法很好，据说陈立夫都喜欢他的字。所以在一般人眼里，韦孝儒属于CC系的，还有人说韦孝儒本就是中统特务。
　　韦孝儒是大家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另外，书读得多了，多少有些书生气，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意思，再加上他CC系的背景，跟军统成了死对头。
　　第十二专区属豫东，赵理君的手下胡来，正从他的辖区经过，经常发生冲突。某次，军统的外围组织“别动军”某大队的走私行为被第十二专区保安团队抓获，准备依法处理，这几个人见势不妙，亮出了自己的牌子：“我们是军统的。”
　　没想到这回遇上硬茬子了，韦孝儒不吃这套，硬是给枪毙了。“别动军”大队长曹银屏恨得牙根痒，发誓要报复。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为了“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在会上，韦孝儒慷慨陈辞，说如果在他的地面上发现有走私行为，一定要严惩，即便涉及军政界也决不姑息。与会者都十分敬佩。
　　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艾经武，是韦孝儒的老朋友，当时他协助蒋鼎文接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在洛阳。据他回忆，开会当晚的宴会上，他还见到了韦孝儒，当时还开玩笑，说“你脸这么黑，是不是让日本鬼子吓破了胆？”韦孝儒说，“是啊，与日本人周旋，费了我很多心血。”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

闲话军统（36）
　　原来，韦孝儒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当晚，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电台台长，住进了复旦中学。
　　他不知道，死神已经不远了。
　　恰在此时，曹银屏正在洛阳接受军统轮训，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去找赵理君，要把韦孝儒“办”了。赵理君开始不同意，后来烦了，说“你们随便吧。”
　　当夜，曹银屏带人绑架了韦孝儒和他的两个随从，因怕走漏风声，将还亮着灯的房间中的三个人一并绑走，他们是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体育教师丁次镛，一共6个人。
　　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赵已经睡了。
　　等曹银屏再回来可傻了，他手下的人不等他复命，已经自作主张，在华北战地督导团的驻地——洛阳西工机场附近，找了一口枯井，将6人投入井中活埋，并在井口上建了一个简易工事，以为掩盖。
　　等天亮，赵理君知道了这件事，也没责备他，只是让曹银屏这几天别出去。
　　一个行政院任命的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居然在第一战区失踪，司令长官蒋鼎文怒不可遏，当天就找到艾经武、赵理君、岳烛远和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限他们十天破案。
　　艾经武很机警，猜到这种事多半跑不了军统，在回去的路上，他与赵理君、岳烛远探讨此事，观察他们的反映（艾经武是军校四期的，与赵理君很熟，刺杀唐绍仪的经过，就是赵亲口对艾讲的）。岳烛远当时说觉得此案不难破，估计有几天就行了，赵理君却没有说什么。
　　第三天，戴笠来到了洛阳，当面问赵理君和曹银屏：“这事谁干的？”结果俩人谁也没承认，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第四天，洛阳航空站站长张明顺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忽然变成了掩体，即向有关方面报告，挖出了六具尸体。
　　此时，岳烛远的消息也来了，原来，赵理君因怕走漏风声，将涉案人员全部派往沦陷区中条山潜伏，并严令不许回来，说起来还是为他们好。结果有一个人不想去，就找到岳烛远，一五一十地全给抖搂出来了。
　　真相就此大白。
　　岳烛远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戴笠，并经戴笠同意，亲自带宪兵将赵理君拘捕，押在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刘艺舟处。
　　这一案，在当时可说是“惊天大案”，韦孝儒是CC系的，而同时被绑的南西光的哥哥南西成就是中统特务（南西光本人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CC系极力***军统，必欲去赵理君而后快。
　　1942年5月，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公开审理韦孝儒案，据当时代表中统旁听的武宪周反映，赵理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十分傲慢。曹银屏却是吓得要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此期间，戴笠曾多方活动，想保住赵理君，就像当年保王天木那样。但这一次，赵理君实在是罪恶太大，自作孽，不可活。
　　1942年冬，赵理君、曹银屏在洛阳被执行枪决。
　　赵理君死后，戴笠对其家属给予厚恤，并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
　　事后，戴笠派“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到洛阳接替了赵理君。中统特务南西成，则接替郭兆曙，成了复旦中学校长。
　　赵理君这个人，观其一生，杀人似乎成为他的主旋律。
　　虽然号称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的，但赵理君却是个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遇到事情，他就想不出丝毫“政治化”一点的手段，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杀人。头脑太简单，白学了政治，都还给教官了。
　　所以赵理君这样一个人，出事是迟早的。
闲话军统（37）
　　3、三大杀手之三 —— 辣手书生陈恭澍
　　在军统的历史中，陈恭澍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评选“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件行动案件，而陈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1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二次大战史的大案。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主要是因为陈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不象沈醉，先搞情报，后来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做公开工作，还兼着军统很多培训班的教官，好多学员都是经他的手招进来的，特别是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执掌后勤大权，谁都要求他办事，所以沈醉认识的人特别多，知道的事也多，别人也都认识沈醉。一写回忆录，就都给带出来了。
　　所以陈恭澍认识的人也不太多，后来到了台湾，经常来往的也就是他熟悉的那些人，比如王天木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几次比较大的聚会，陈恭澍参与的不多。
　　这一点，从他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
　　陈恭澍，祖籍福建龙海，1907年生于北京，随兄嫂生活。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而且一考即中（比他的戴老板强多了），顺利地进入了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
　　按：戴笠听了毛人凤的“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以后，到广州投考军校六期，已是1926年，这时戴已经30岁了。而且戴笠因为连中学都没念完，文化课考试差得很多，结果没考上。
　　本来身上就没钱，结果这下弄到连旅店都没钱住了，几乎被人轰出去。正在戴笠尴尬的时候，同旅店的两个青年人看这人相貌堂堂，气质不凡，很是替他不平。于是这二人替戴笠出了房钱，还请他吃饭，席间一聊，原来这俩人都是刚刚考入军校六期的同学，他们告诉戴笠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在即，过几天还要补录一批，不要着急。
　　在补录中，戴笠顺利地进入军校六期骑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至于那两个六期同学，后来都成了戴笠的忠实部属：一个叫徐亮，“十人团”之一，“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另一个是王孔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毛人凤刚参加特务处工作时的顶头上司。
　　陈恭澍是1926年3月从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27年8月，因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因此军校五期学员在南京举行了毕业典礼。
　　按：北伐这段历史，如果不去看专门的历史书，大多数人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在历史课本中极为简略，除了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以外，只讲到“4.12”、接着就是“7.15”、“马日”了；然后视角就完全转到我们这边，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接着就是井冈山，一下好几年过去了。等再回去讲那边的时候，已经是“中原大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结局。
　　在这里用几个重要的节点来提示一下北伐的过程、结局：
　　1925年7月，国民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8月25日，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仍以蒋介石为首。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史称“东北易帜”。
　　至此北伐胜利。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1928年12月29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一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到此结束；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闲话军统（38）
　　1926年以前入学的军校学生，基本上都被编入了北伐军，在北伐中，许多军校学生因部队被打散，流落在南京等地，没有着落，陈恭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时候，又是蒋校长想起了他们，于是他在南京黄埔军校内专设毕业生调查处，联系、登记这些流落各地的军校学生。总其事的，就是军校一期生黄雍。
　　按：黄雍，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后脱党。1931年担任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
　　黄雍是军校一期第五队的，这个队出了四个将军，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湖南人：陈明仁、左权，都是湖南醴陵人；刘戡，湖南桃源人；再加上黄雍。
　　如果说戴笠是“军统之父”的话，那么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并不为过，很多军校学生都是经黄雍介绍参加特务处的。所以，尽管黄雍并不是军统的成员，但他却是“军统”的“十人团”之一，每年的“四一”大会。戴笠都要把他们请到主席台上，隆重地推介给大家。
　　1932年，陈恭澍就是经黄雍介绍，进入特务处的，另一个介绍人是张炎元。
　　按：张炎元，1904年生，字炳华，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张炎元也是“十人团”成员，逃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系1955年由保密局改组）局长。
　　所以陈恭澍加入特务处的起点很高啊，两个介绍人都是“十人团”成员，本人又是军校五期生，可谓根正苗红，又年轻，1932年时才25岁，很受戴笠器重。
　　从“洪公祠”一毕业，毫无工作经验的陈恭澍，居然一步登天，被派往北平站担任站长。
　　前面说了，张敬尧案，陈恭澍一炮而红，但实际是王天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陈恭澍不过坐享其成而已。
　　陈恭澍真正独立做的行动案子，要从“吉鸿昌案”算起。
　　3.1 吉鸿昌案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很小即到冯玉祥手下当兵。1929年，34岁的吉鸿昌就当上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担任主任委员。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触怒了蒋介石，遂通过特务处下达了“制裁令”。
　　任务交给了天津站，当时王天木因“箱尸”被关押，主持站务的，是站长王子襄，考虑到王毫无特工经验，戴笠特命陈恭澍牵头办理此案。
　　在此案过程中，王子襄离奇身亡。于是，陈恭澍一手托两家，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亦乐乎。

闲话军统（39）
　　此时，陈恭澍面临着与当初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找到吉鸿昌。
　　在上一案中，当时有老大哥王天木罩着，这回麻烦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看着陈恭澍，等着他拿主意。
　　所以别以为领导好当，多那几块钱工资不是白拿的。
　　不过人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我们看军统那些人，除了戴笠、毛人凤等少数几个人岁数稍微大一点，基本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
　　象陈恭澍是1907年生人，25岁当北平站站长；
　　文强与他同年，1928年，21岁的文强，已经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了；
　　沈醉更小，1914年生人，到唐生明手下当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才24岁，28岁当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成为军统最年轻的将军。
　　都是二十多岁就独当一面，不象现在，四十郎当了还被人看作小字辈。
　　所以为什么每到朝代更替的时候，总是显得好象人才辈出，最典型的，一个是汉末到三国时期；再就是从1851年，以太平天国兴起为标志，到1949年这100年了，真是星汉灿烂。原因无他，不过是变幻莫测的时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脱颖而出的舞台而已。
　　这时，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已经增加了人手，不再由站长直接跑龙套、站柜台了。
　　北平站成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自然非白世维莫属，成员有张逢义、王文翰等人，
　　张逢义，军校七期，与白世维、杨英、戚南谱都是同期的同学，后面在“河内刺汪”案中还会出现。
　　王文翰，通常称其为王文，河北宝坻人，对天津的情况比较熟悉。
　　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成员中，有一个叫做马河图的，后来跟着陈恭澍去了上海。另外天津站还成立了“情报组”，组长叫吕一民。
　　这几个人成为了陈恭澍的得力助手。
　　通过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的路子，陈恭澍物色到了两位老军头，一个叫郑恩普，河南人，当过军长；另一个叫傅丹墀，河北人，曾当过“襄樊镇守使”（北洋时期的一个官职）。
　　据吕一民介绍，这两个人能够接触到吉鸿昌，可以考虑通过他们得到吉的消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还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他们觉得吉鸿昌是抗日英雄，政府为什么容不下这样的人，还要搞掉他。
　　听了吕一民的话，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马，与这“一正一副”的两位老前辈谈一次，进行一下“洗脑教育”。他没敢说自己是干嘛的，怕一说“特务处”的名号，引起对方的反感。而是以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与郑、傅二人见了面，并把他理解的吉鸿昌“反叛中央”的种种，狠狠地灌输、游说了一番。
　　看来陈恭澍这一点很像戴老板，也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几个回合下来，年纪轻轻的陈恭澍，居然把两个“一正一副”说动——不但要帮忙，而且直接要求参加工作，即要求“加入你们的团体”。
　　你说这事闹的！这一下陈恭澍还不敢做主了，只好请示南京特务处本部。
　　不久，戴笠亲自回电批复：同意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加入特务处；同时，考虑到郑、傅两人都是老军人、直肠子，怕他们看不得特务们偷鸡摸狗、鬼鬼祟祟那一套，为了避免“行动”、“情报”等等字眼刺激这两个“老前辈”，决定以天津站“军事组”的名义，安排这两个人。
　　戴笠心思缜密，托人办事，往往为对方想得非常周到。因为他从很小就走上社会，天天过的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在社会最底层悟出来的为人之道，自然与陈恭澍、文强、沈醉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其体会截然不同。
　　所以，戴笠以一个高小生的出身，最终建立一个“拥兵十万”的特工王国，靠的是他从“社会大学”中学到的东西，从这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

闲话军统（40）
　　要说陈恭澍还真是找对了人，吉鸿昌居然自己找到了郑、傅二人，约他们见面，时间是第二天即1934年11月9日下午三点，地点在位于法租界的交通旅馆437房间。
　　陈恭澍当即召集王文、吕一民以及天津站的庶务吴萍会商，确定由王文担当射手的任务；吴萍是天津当地人，负责侦察及掩护；吕一民带着他手下的女情报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二人的联系。
　　当天，他们就来到交通旅馆，以叫姑娘的名义，开了一间房。
　　按：我查了一下，现在天津的劝业场似乎就在当年的法租界，那么交通饭店应该也在这附近，这是当年天津著名的“红灯区”。现在天津还有很多老建筑，不知交通旅馆是否保留下来。
　　次日，王文、吴萍找到陈恭澍，说已经查看了位于五层的437房间，感觉不象有人的样子。陈恭澍认为郑、傅的情报应该是可信的。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
　　接着，陈恭澍又找到吕一民，说觉得人手可能不够，问他手里还有没有合适的人。吕一民说没人了，就是杨玉珊有个弟弟叫陈国瑞，一直要求参加“团体”，但觉得这人傻大黑粗，看上去似乎脑筋不大够用，就一直没答应。
　　陈恭澍说可以，让他跑跑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试一下，如果还行就吸收进来，身体好，正是块搞行动的料子。
　　布置停当，陈恭澍赶到交通旅馆附近、事先已经看好的一个咖啡厅，会齐了在此待命的王文、吴萍。二人说437房间仍然没有动静，陈恭澍其实心里也没底，但表面上还很冷静，令二人马上回现场，随时准备动手。
　　三点了，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预料中的混乱场面出现，陈恭澍知道坏了。可又不能自己跑去看，又没有手机可供联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快三点半，吴萍来了，说那屋始终就没来过人——怪了，就是吉鸿昌不来，“一正一副”也得来啊，是他们约的见面啊。
　　正在摸不着头脑，负责与郑、傅二人联系的吕一民、杨玉珊来了，为了掩护，还带了杨玉珊的一个小外甥女。
　　原来，郑、傅二人按时赴约，刚进交通旅馆，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人忽然凑过来，说，“吉先生在对面138房间恭候。”
　　所谓“对面”，是指国民饭店，建于1923年，据说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一直保存至今。
　　这个时候已经快五点了，郑、傅二人已经结束谈话返回各自的寓所，当务之急是确定吉鸿昌是否还在饭店。
　　陈恭澍当即令杨玉珊、陈国瑞带着孩子扮做一家三口住进国民饭店，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吉鸿昌的去向。
　　吴萍把汽车开到饭店附近，负责往来传递信息——那时候办点事也真够费劲的，哪像现在，发个短信，齐活！
　　陈恭澍、王文则在咖啡厅等候，随时准备动手杀人。
　　杨、陈随便买了点东西，装满了一个手提袋，假装是来津的游客。因孩子闹着要买玩具，又给孩子买了一个皮球。
　　谁承想——吉鸿昌的性命，最终居然着落在这个皮球上。

闲话军统（41）
　　杨家姐弟进入国民饭店，很顺利地在二楼开到了一个房间，房号为130，与吉鸿昌的138房间同在二层。
　　杨玉珊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斤两，空有一把子傻力气，干粗活是可以的，搞侦察是没戏的。任务多半要靠自己完成。
　　这个任务很难，难在哪里？
　　杨玉珊根本就不认识吉鸿昌！
　　只是听郑恩普大体介绍过外貌，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大胡子，二是大个子。
　　想象一下——换了你，在一个饭店里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情报工作了——做“特务”的基本功。如果你想不出办法，或者你三天以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么你不用吃这碗饭了，可以考虑换一个工作。
　　且看杨玉珊怎么做？
　　当务之急是确定138房间有没有人——有，再说谁是吉鸿昌的问题。
　　杨家姐弟站在走廊上，计算哪一间房是138房间。
　　正在这个当口，忽然发现有5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走到走廊的另一侧，拐过弯去，就不在杨玉珊的视线之内了。
　　杨玉珊心动了一下——难道是这一伙人？
　　反正是一片茫然，不如碰碰运气，“蒙”一下。
　　于是她回到房间，叫过弟弟，让他设法了解一下，看哪个房间“热闹”——四、五个人在一间屋里待着，肯定动静比较大。
　　这个任务，不需要太多的智慧。这点脑子，陈国瑞可以有。
　　一会儿，陈国瑞跑回来了，说145房间好象不止一个人。
　　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假意在走廊上拍皮球玩，慢慢靠近138房间，仔细听了听，一点动静都没有。杨玉珊故意将皮球拍到门上，“砰砰”作响，如果房中有人，肯定出来看个究竟。
　　拍个几下，依然无人应门。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一路玩，一路走，慢慢地靠近了145房间。
　　房间里“哗啦哗啦”，是打麻将的声音。
　　杨玉珊早已看好，每个房门上面，都有一个“亮子”，这一间，恰好是开着的。
　　于是，杨玉珊像“投篮”一样，直接把皮球扔进了窗子，然后就轻轻地敲了敲门。
　　与她预料的一样，门开了，一个人气呼呼地拿着皮球，正待发作。
　　杨玉珊满脸堆笑地陪不是，对方一看是个年轻姑娘，又带着孩子，不好再说什么，将皮球扔了出来，“砰”地关上了门，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但这已经足够了。

闲话军统（42）
　　杨玉珊“蒙”得还真准！
　　房间里共有5个人，除了出来应门的，另外四个人正围成一桌在打麻将，其中左边的一个，身材极为高大，坐着还比别人高出半头；脸上的胡须虽然刮得很干净，但下巴上一片青吁吁，显然是长着一部络腮胡须。
　　不是吉鸿昌而谁？
　　杨玉珊带着孩子直接下楼，途中只是看了一眼站在130房间门口的陈国瑞。
　　陈国瑞随着姐姐走出了国民饭店，杨玉珊抱起孩子径直走了，徒中回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
　　陈国瑞随即走到等在汽车中的吴萍身边：“那个人在145，我在大堂。”说着又进了饭店。
　　吴萍走下汽车，蹲下，假意检查轮胎，看了一个，又看一个。
　　远处，躲在咖啡厅里的陈恭澍和王文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陈恭澍看了看王文，点一点头。
　　不用说话，这都是事先定好的暗号。
　　王文进了大堂，陈国瑞带着他直奔二楼145。
　　到了门前，陈国瑞轻轻地拧了一下把手，没有拧动。
　　于是陈国瑞稍稍退后，用足浑身力气，对准房门就是一脚！
　　这一脚很关键，一脚踹不开，没有第二脚的机会。
　　房门应声而开——陈恭澍用陈国瑞是用对了，真是个搞行动的料。
　　就这“一脚”，陈国瑞就把自己“踢”进了“团体”——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当了一名看守。
　　但陈恭澍想不到的是，不用多长时间，他就要接受这个小兄弟的照应。
　　陈国瑞闪在一旁，此时王文已掏出枪，冲着屋里正在愕然的几个人喊了一声：“吉总司令！”
　　只见一个人猛抬了一下头，准备站起来，王文冲着他“砰砰砰”连开三枪。
　　眼看着两个人应声倒下，王、陈二人趁着大家来不及反应，窜出了饭店，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人流中。
　　暗杀成功，陈恭澍很高兴，只等着上级通令嘉奖了。但是，第二天报纸上登载出来的消息，却是兜头一盆冷水。
　　当天死在国民饭店的，是一个叫刘绍勋的人。吉鸿昌只是受了伤，此时，连同任应歧、李干三，已经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羁押。
　　按：“工部局”这个名称，可能大家会比较奇怪。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负责建筑、营造、规划、设计的一个机构，怎么还管抓人。
　　实际上，工部局，即municipal committee，意为“市政委员会”，是旧中国租界中行使行政权的机构，大体上相当于租界的“政府”。
　　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董事多为外国人，后来又有了中国人，《上海滩》中，曾有冯敬尧谋求上海工部局“华董”（华籍董事）的情节。
　　工部局下设若干机构，其中包括警察部，其实就是租界的警察局。我们在看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诸如“巡捕”、“华探目”等等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在租界中吃“警察”饭的。
　　当年上海风云一时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最初就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前文中提到的范广珍，就是一个“华探目”；如果是“印度探目”，就是指大家都知道的“红头阿三”了。具体为什么这样叫，有好几种说法，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
　　天津工部局比较特殊，原来是法租界董事会下工部局的警察部，后直接把警察部称为工部局，实际上是直接受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领导的租界警察局。
　　天津工部局大楼据说现在还存在。
　　刘绍勋、吉鸿昌、任应歧、李干三，就是当天在145房间中的几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笔者没有查到。
　　其中，在暗杀中被刺的刘绍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实际上他是李宗仁的代表，受吉鸿昌之邀。来天津商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相关事宜，结果刚来就被刺身亡。
　　还有一个是任应歧，1892年生，河南鲁山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兼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结识了在平津地区搞地下工作的刘仁同志，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吉鸿昌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骨干。
　　11月14日，经国民党当局出面斡旋，吉鸿昌、任应歧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1月22日，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命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将吉鸿昌、任应歧和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三人押解至北平，羁押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并对二人进行“军法审判”。
　　在审判中，吉鸿昌、任应歧均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表示：“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最大的光荣。”
　　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歧在北平就义。
　　临刑前，吉鸿昌口占“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歧则遗书：“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报，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