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闲话军统（续九）58-60

闲话“军统”(58)
前面说了，特务处还有另一条线在做殷汝耕的工作。
最初，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副站长尚玉策反了冀东保安一大队督察长方诚泽，通过方又联系上了张庆余和张砚田，结果正在这个“掯节儿”上，方诚泽暴露了，只好逃走，线索就此中断。
此时，陈恭澍已派回天津复职，并襄理“殷汝耕案”。通过了解，陈恭澍发现张庆余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事情就有这么巧，天津站军事组副组长傅丹墀跟他居然是同学。
这就好办了，本来张庆余就不愿当汉奸，老同学一出面，那还有不成之理！接着，傅丹墀又通过张庆余很顺利地联系上了他的副手沈恩波和保安二大队大队长张砚田。
由于陈恭澍、王天木的历史渊源、平、津两站基本等于一体，所以此项工作，一直是北平站站长李果湛在统一指挥，陈恭澍以“客卿”的身份从旁协助。接着傅丹墀与二张联系的，是北平站下边的“天津直属情报组”组长吴安之。
吴安之，东北人，原是张学良的警卫旅团长吴泰勋的手下。
按：吴泰勋的父亲就是奉系的元老吴俊升。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时，以吴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专车离京回东北，吴俊升到山海关接他。4日清晨行至皇姑屯，触发了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即丧命。张作霖亦受重伤，当晚死去。
因此，张学良非常关照他这个世家小弟，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团长，自然也是受张的提携。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戴笠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因此戴刻意地结交张学良，跟着又认识了张的亲信吴泰勋，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平、津两地，吴泰勋都有很多社会关系，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连带着戴笠也结交了很多朋友。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就是吴泰勋介绍给戴笠的认识的，不想这一介绍送掉了王子襄的一条命。
吴泰勋是典型的贵介公子，连家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一切由他的太太朱九小姐（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的第九个女儿）打理。不幸朱九小姐于1948年飞机失事，结果一下家道中落，晚年的吴泰勋竟致一贫如洗的悲惨境地，1957年，吴泰勋在贫困潦倒中病逝于香港，享年45岁。
当年，吴泰勋还介绍了一些手下给戴笠，其中一个就是吴安之。
吴安之也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又是东北人，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他带着张庆余、张砚田、沈恩波秘密会见了李果湛，表达了反正的诚意。并派沈恩波为代表，由吴安之陪同，秘密到南京谒见了戴笠。戴笠非常满意，指示北平站全力配合行动，并要求二张创造条件，掩护一座秘密电台，以便与北平站保持联系。
1936年底，王天木接替李果湛为升格后的北平区区长，继续做此项工作，由于前期的工作比较扎实，一切事情进展顺利，二张的反正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无妨说，王天木摘了个特大号的现成“桃子”。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7月27日凌晨，日军向驻扎在通县的中国守军29军某部发起***，事先要求保安队予以配合。结果，张庆余部不但没有配合，反而提供方便，放跑了突围的中国军队。
为了报复，当天上午，日本鬼子就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炸死了十几个保安队队员。张庆余找来张砚田、沈恩波商量对策。张砚田有些顾虑，觉得日本人已经有所怀疑，主张慎重行事。沈恩波则表示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大不了跟日本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干脆就此扯旗造反算了！
张庆余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观诸历史，许多重大时间的发生，往往源于某些很不起眼的小事件。
7月28日，张庆余碰上了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日本特务头子细木繁，细木繁毫不客气地质问张庆余：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没有截住29军？
张庆余也毫不示弱，说：我们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管不着你们这事！
细木繁大概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敢顶撞他，冲口而出：“我撤了你信不信！”
张庆余大怒，他取出手枪冲着细木繁说：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旁边人赶紧上来劝，俩人临走时都是愤愤不平。
怒不可遏的张庆余，憋了好几年的窝囊气此时终于爆发，当即找到张砚田、沈恩波，决定7月28日夜12时，以一、二两个大队为主，武装起义！

闲话“军统”(59)
7月28日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首先包围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在地通县孔庙，陈恭澍他们百般谋划却不得而入的伪政府，此刻大门洞开。
进了伪政府，首先抓殷汝耕，却是遍寻不着，一问他的随从，方知殷汝耕躲在柜顶，当即将其拽了下来。
依张庆余的本意，当时就要将殷汝耕就地枪决，但有人说殷汝耕原系国家公职人员，又是政府明令通缉的汉奸，还是交由政府处理为好，否则，让他逃脱了“显戮”，岂不是便宜了他？
张庆余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将其五花大绑，送到起义指挥部吕祖词关押起来。
张庆余的一念之差，让殷汝耕又多活了8个年头。
在战斗中，所有日伪机构被全部摧毁，歼灭日军及浪人200余人，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宪兵队长何田、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教育厅顾问竹腾茂、通县顾问申茂等均在战斗中被击毙。
起义军这边损失也不小，冀东保安一大队副大队长沈恩波在战斗牺牲。
根据张庆余事先的安排，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同时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开进通县，与冀东起义队伍汇合。
此时，张庆余一直在利用北平站配发的电台与吴安之联系，却怎么也叫不通，因在此之前，二张在与北平站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与驻北平的29军取得了联系，并商定一旦起事，则向北平进发。于是决定由二大队断后，张庆余率一大队押着殷汝耕率先向29军靠拢。
由于信息不畅，张庆余不知道，此时的北平——
已经沦陷！
从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7月29日北平沦陷，只有短短的22天，但这22天的历史，足够写一本书的。在这里概要叙述一下当时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和几个重要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不仅是东三省沦陷，更重要的，在日军的不断***之下，到1937年，日军已形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的态势。
北平危在旦夕。
驻守北平的是第２９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人，1930年，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之后，收编了宋哲元的部队，归入东北军系列，后改编为国军第２９军。由于第２９军系杂牌军改造，装备不足，全军上下人手一把大砍刀，人称“大刀队”。
宋哲元的一生，与“九·一八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密切相关。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２９军全体官兵通电全国：“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3年，第２９军以大刀与日本鬼子血战喜峰口，取得“喜峰口大捷”，著名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从这儿唱响的。
“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当时宋哲元除担任第２９军军长以外，还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哲元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宋是西北军出来的，这是一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忠于国家民族，但并不忠于蒋介石，蒋发给宋哲元的委任状，宋能“嚓嚓”几下，撕个粉碎，就这么不给面儿。但他们无限忠于他们的老长官冯玉祥，即便已经归属于他人，心里仍然想着“冯先生”。实际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宋哲元为了为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蒋、日之间的结果。
当然，这一点并无损于他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抗日将领的任何成色。
第２９军下辖5个师：
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副军长
　　冯治安：第37师师长，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张自忠：第38师师长，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赵登禹：第132师师长，驻河北省大名、河间
　　刘汝明：第143师师长，驻张家口、张北，怀来
郑大章：第9骑兵师师长，驻守通县，南苑
7月26日，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
对此，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通电全国，表示坚决守土抗战。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南苑是日军***的重点。当天，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第２９军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在抗战中，仅战死沙场的将级军官就有三位。佟麟阁、赵登禹之后，1940年5月16日，原第29军第38师师长，时任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亦壮烈殉国。成为自抗战之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为了纪念他们，1945年，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
28日夜，宋哲元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往保定，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弃守。
但是，远在通县的张庆余们并不知道，在他们起义成功、砍瓜切菜般地狠宰日本鬼子的时候，北平城里已换了人间，仍在按原计划行动。

闲话“军统”(60)
张庆余率部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抢走了殷汝耕，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警察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将其藏在张敬尧毕命于斯的“六国饭店”内保护起来。
张庆余部猝然遇敌，损失近半，冀东保安一大队副大队长沈恩波在战斗牺牲。只得向保定方向撤离，行至中途，又被盗墓贼孙殿英部截击缴械，4000余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才与特务处保定组联系上。
相比之下，殿后的保安二大队张砚田部反而损失不大。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二人特被蒋介石召赴南京会见，并任命张庆余为新军督练处处长、张砚田为新编第2师师长，两人均官升一级，成了将级军官。
后来，张庆余又升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
张砚田部后改番号为118师，划归第一战区第68军军长刘汝明部。由于张砚田部长期在华北地区作战，抗战开始以后，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一批下级军官送到军统临澧特训班学习，毕业后派回北平潜伏。其中一个叫麻景贺的，就是后来以第三名的排位进入台湾“戴公祠”“陪祀”的麻克敌。第一名则是曾澈。
再说汉奸殷汝耕，总算撞天之幸，拣回一条命，也是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
麻烦事还在后头等着他呢！首先是细木繁的太太就不干，说殷汝耕与冀东保安队串通一气，否则怎么会不杀他？结果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
殷汝耕出狱以后，不思悔改，又在汪伪政府中担任多项伪职。
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令殷汝耕“自行辞职”，“政务长”一职改由池宗墨接替，“治所”则由通县迁往唐山。
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池宗墨均于1945年12月5日被逮捕，羁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殷汝耕自忖必死，在狱中手抄《金刚经》留给亲属（殷汝耕的字写得很好，够书法家级别的，当字帖用一点问题没有），但皈依佛门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1946年6月26日，殷汝耕被送至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对此，殷汝耕表示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写了好几万字的《自白书》，列举了自己“协助抗战”的颇多"功绩"。但均被驳回，延至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据当时报载：殷汝耕在走向刑场的路上还在大声呼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虽然多活了几年，殷汝耕终究没有逃脱“显戮”。
　　至于接替殷汝耕当了8个月“政务长”的池宗墨，经审判，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在北平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