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F4发表AER一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村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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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econometrics66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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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王双石，西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通信邮箱：157007996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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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Chen，Ziying Fan，Xiaomin Gu，Li-An Zhou.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0.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effects of the send-down move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about 16 million urban youth were mandated to resettle in the countryside— on rural education. Using a county-level dataset compiled from local gazetteers and population censuses, we show that greater exposure to the sent-down youth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ural children'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This positive effect diminished after the urban youth left the countryside in the late 1970s but never disappeared. Rural children who interacted with the sent-down youths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pursue more-skilled occupations, marry later, and have smaller families than those who did not.
1. 简介
理解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教育公共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实证研究时会面临自选择、局部均衡和替代效应的问题。好的识别策略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外生迁移，从而研究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通过估算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的到来，来研究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良好的自然实验，是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地由政府指定，那段时期户籍制度比较严格，没有介绍信人口很难自由流动，并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短期的，这三个特点克服了上述实证研究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有初高中教育水平的知青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即突出了中等受教育程度的人的溢出效应，弥补以前的研究更多关注高级知识分子的溢出效应的不足。
实证结果显示，知青的到来显著提升了农村儿童受教育年限，且溢出效应在女童和欠发达地区更强，这表明知青的到来不仅提升了农村整体的教育水平，并且降低了教育的不平等水平。此外，来自县外的知青比当地的知青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同时本文还发现这一正向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溢出效应的强度随着知青返城逐渐减弱，但一直没有完全消失。
2. 数据和实证策略
2.1 数据
本文搜集整理了3000多本县志中有关知青的数据，包括各县总共接收的知青数，以及其中分别来自本县和外地的知青数，并将县级数据与微观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相匹配，同时计算县接收知青数与该县人口的比例。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样本提出了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区）及市辖区，因为这些地区是知青的输出地，本文关注的是接收知青的农村地区。最终本文的样本包括了2020个县级行政区。同时，从县志中也获取了如当地教师数、学校数、粮食产量及教育支出等数据。
因为农村儿童往往只读到小学毕业，因此我们定义“受到知青影响”为：农村儿童上小学时间是否与大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期相重合。我们主要关注出生于1946-1969年出生的群体，以1956-1969年出生的群体为处理组，1945-1955出生的群体为控制组。这样分组的原因在于，1956年是第一批受到影响的群体，因为他们小学毕业的年份是1968年，这时正是大量知青开始下乡的年份。1969年出生的群体是最后一批受到知青下乡影响的，他们小学入学在1976年，而1977年知青开始逐步返回城市。
核心解释变量——受教育年限方面，认定小学毕业为受教育6年，如果小学辍学，则记为3年，更高水平的受教育年限计算方法以此类推。
2.2 基准模型
识别策略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来源上。首先，各个县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接收到不同数量的知青；其次，在同一个县内，不同年龄组的儿童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取决于他们的学习年限与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叠程度。模型设定如下：

被解释变量是在p省c县中的群组g中个体i得到受教育年限；图片表示p省c县接收知青的密度，用接收知青数与当地人口比率表示；图片是一组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图片是县级的固定效应，图片是省级群体固定效应。
3. 实证结果
3.1 主要结果

如Table 3 第1列所示，知青下乡具有很强的正向溢出。若以平均接收知青密度1.91%计算，则由于知青的到来，农村儿童受教育年限至少提升0.055年。第4列和第6列的结果表明，知青下乡提高完成小学学业的概率约0.71个百分点，提高完成初中学业的概率约1.38个百分点。第3、6、9列展示了利用城市样本回归的结果，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只对于农村教育有影响。

从Panel B 可以看出，1978年知青开始返城后，溢出效应在逐步降低，但是一直没有下降到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

同时本文还从性别和发展水平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如Table 4 所示，溢出效应在女童上作用强度是男童的两倍，较差教育水平的县是教育水平较好的县的两倍。这说明了知青下乡不仅提升了农村地区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而且降低了教育的不平等性。
3.2 机制分析
城市知青下乡对农村地区儿童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可能是由于知青们将他们的知识直接传递给当地人。因为知青在农村属于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因此许多知青成为了乡村老师，这是一种最为直接的传递知识方式。为了检验这一猜想，本文收集了县志中关于教师人数的信息，利用DID的方法进行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表示p省c县在t年中小学教师数占当地人口的比重。Table 5 展示了结果：第1列和第4列现实知青的到来显著提升了当地教师比例，第2、3、5、6列的结果表明，当地教师比例的提升多发生于民办学校而非公办学校。

同时，本文将知青的到来对每一年农村教师比例的变化做以分析，结果如figure 4 所示，我们得到三个发现：第一，1968年前知青的到来几乎没有对当地的教师比例有所改变；第二，上面的两图中可以看出，正相关关系自1968年后逐渐出现，后四幅图说明了这一关系主要出现在民办学校；第三，随着知青逐渐返城，系数自1980年开始逐步下降。

3.3 持久效应
首先，除了上文所述，知青会通过做教师来提高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水平，城市来的知青还会分享他们的知识、理念、技术和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经历。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接收外来信息的渠道十分匮乏，来自城市的知青成为了新鲜信息的重要传播者，由此可能会导致当地人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对事物的态度发生转变。为了检验这一猜想，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中有关个体价值观的问卷结果，构建一个控制点（LOC，locus of control）。控制点旨在对个体的归因差异进行说明和测量。一般可将个体分为内控者和外控者。内控者认为个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个体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努力程度，所以这种人相信自己能够对事情的发展与结果进行控制，此类人的控制点在个体的内部。外控者认为个体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是个人不能控制的各种外部力量作用造成的，他们相信社会的安排，相信命运和机遇等因素决定了自己的状况，认为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他们的控制点在个体的外部。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来构建LOC，这很好地刻画了个体价值观念及对诸如教育、努力程度、运气、家庭背景等因素的态度。Table 7 展示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受到知青下乡运动影响更大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内控（第1列），他们对教育报以积极态度（第2列），并且他们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命运不是先定的（第7、8列）。Panel B 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因素后，结论依旧成立。因此，与知青的交流互动对当地人的价值观念有直接影响。

其次，本文检验了农村儿童在完成初中学业后，是否会继续读高中。回归结果如Table 8第1列所示，当地初中的毕业生更有可能继续升学。系数0.366可以解释为：如果一个县接收100个知青，那么当地高中生毕业人数将增加约6.81人。但是，这一数字远低于知青对于小学（13.6人）及初中（26.4人）毕业人数的影响程度。
最后，本文检验了知青下乡对于受影响者后代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Table 8 第2列评估了知青的到来是否促进了当地儿童未来成为教师，结果显著为正。第3列控制了受教育年限，系数值下降了约40%，但依旧显著为正。第4列结果说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下乡运动在受影响者的后代上，依旧存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4. 结论
理解人力资本溢出对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很重要。但由于识别的困难，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本研究中，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作一个自然的实验。从1962年到1979年，政府将1770万城市青年临时安置到农村地区，其中大多数人不愿意，但被迫离开。这项运动为研究人力资本外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本文评估了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青年的到来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儿童的影响。为此，本文从3000多本县志中整理出了一个独特的关于知青的数据集，并将其与个体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相匹配。
本研究发现，在上学期间接触知青较多的农村儿童受教育年限会增加。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女童与欠发达国家的儿童）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这表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提高了农村整体教育水平，而且减少了教育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还表明，人力资本溢出与知识差距成正比。除了知识的传播，价值观对教育也可能产生溢出效应。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有更多的内在LOC：他们对教育持更积极的态度，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成不是由家庭背景决定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人力资本外溢的持续性。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大多数知青离开了农村。随着他们的离去，他 们对当地的影响减少了，但并没有消失。本文认为，基础设施、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播以及来自直接受影响人群的间接溢出可能是这种持续性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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