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2016-01-29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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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1、第三条道路名称的含义
第三条道路，不只单单是走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或只是一种妥协或混合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适应当代历史条件的新型的社会制度思考与选择。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方互有不足之处，所以偏向某一极端也不是一件好事，而应当揉合双方主义的优点，互补不足，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条道路主要内容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肯定自由市场的价值，强调解除管制、地方分权、降低税赋、提高社会福利等政策。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以及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等人的政策，就体现了“第三种道路”的核心理念。在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参议院中间党派，强调政府在财政上的保守、用一系列所谓“工作福利”的政策来代替旧有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的维护功能。但是同时，这些政治家避免将自身与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和其他自由主义相混同。
第三条道路这个名称，最早于1900年代意大利庇护十一世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合适，希望找到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其后不断有人在这条道路上不停钻研，但当时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1938年，英国保守党代表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了一本名为《中间路线》（The Middle Way）的著作，其后他在1957年至1963年就任英国首相，也是套用这个政治理念来管治英国。在1950年后，这种观点被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汉姆·勒普克所发展完善为社会市场经济。在1960年后，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奥塔﹒塞克（Ota Sik）对理论化整套第三条道路作出重大的贡献。到了1990年后，撒切尔政府和罗纳德·里根政府，将经济上缓和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融合进主流的左翼思想，许多政治家倾向于用“第三条道路”来形容这种新政。而这个名称也经常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的别称。就这样，这个理念成为现代欧洲民主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尤其对于一些社会民主党派和美国民主党成员来说，这个理念是其核心思想。曾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导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受到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影响，他在竞选期间以“第三条道路”作出竞选口号，结果使工党在野18年后，终于在1997年赢得了大选，重新上台，故他被视为体现“第三条道路”理念的表率者。
第三条道路也经常被评论为原有的“带有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以及社会民主党派为了赢得选举而选择的一种手段。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结论都是一致的，即人民都希望有一个真正全力为民服务，保护人民，以民为中心的政府。我们必须留意，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企图避开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则试着躲避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社会。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彼此都在寻求一个最有活力和能力的政府，一个最可以平衡两者，支持人民生活最大福祉的政府。
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它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斯坦那里，此后经常被社会民主党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所使用，以显示自己的观点与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即在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之间，不放任自流也不像左派过分干预，是中间偏左的一种道路（偏向干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概括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其他选择的思想，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吸引了来自不同传统——包括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近来的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家。现代形态的第三条道路是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前者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它嵌入到了国家主义结构中，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以知识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而后者遭到拒绝，是因为它造成了混乱，损害了社会道义基础。第三条道路蕴涵的关键价值是机会、责任和共同体，有时被人说成是“新”的社会民主主义。
2、第三条道路在各国的实践
在美国，1934年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后，罗斯福继续展开了被称为“第二波新政”的立法计划。这波新政大幅增强了工会的影响力、将社会福利国有化大幅扩张、对商业进行更多管制（尤其是交通和通信业）、并且提升对商业利润的课税。他以这些政策替民主党建立了一个新的、由不同群体组成的选民结构，称为“新政联盟”，包括了工会、少数族群（最值得注意的：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首次的—黑人）。除了1952年和1956年两次选举外，新政联盟及其政策称霸了美国政界长达数十年之久，直至21世纪初的今天。
在英国，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任内参加波茨坦会议，支持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国内方面，他实行大规模福利事业，建立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对一些工业实施公有化。他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使英国摆脱了殖民主义，完成非殖民化，授予原殖民地的印度和缅甸独立地位。他于1951年下台，1954年他率领工党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2月退休，被封为伯爵，1967年10月8日去世。 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二战后推行温和的改革政策。推行国有化，主张建立福利型国家。加入西方联盟后，主张打碎旧的英殖民帝国统治体系，废除贵族院。现主要致力于公共住所、职工福利、失业救济、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公民教育等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后至今，工党是英国的主要执政党之一。布莱尔大张旗鼓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其核心是强调变革与创新，寻求“发展与公正”、“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以改革、现代化与合作的精神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建设一个强大、充满活力的新英国及新国际秩序。这些被称作“布莱尔主义”的理论主张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拉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青睐。虽然随着一些国家赞同“第三条道路”的领导人相继下台，该理论也降了温，但布莱尔执政十年来坚持推行其政策主张，成效突出。布莱尔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积极干预”相结合，促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重视市场和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大幅简化了对各类企业的监管内容，并从税收等方面加大对工商界的扶持力度；为鼓励企业创新和降低成本，政府多次降低企业税，包括对中小企业实行税额减免等政策。 布莱尔认为，高福利体制对英国的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及传统伦理均带来了负面影响，认为应适当削减政府的作用，重新划定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此，工党政府发表了题为《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社会契约》的政策绿皮书，大力鼓励失业者接受职业培训和重新就业，规定领取社会补贴者必须以“寻找工作”作为必要条件。政府还通过税制改革和惩罚怠工的办法，真正做到劳者多得。此外，政府还大力推行养老金等领域的改革，主要是调整养老金负担结构，由国家、雇主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建立公私混合的多元社会福利机构和保险制度。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在能够长期执政，主要的原因，在于该党推行的政策既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改善了民生，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使瑞典的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高税收、高福利”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主要政策。即通过向企业与个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然后以高福利等形式将其转移支付给低收入或困难群体，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这套社会政策，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一定时期内也能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在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政策在推行初期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执政初期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长期得到民众的支持，同时经济与社会能够有较大的发展，原因主要在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赤裸裸地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右翼政党而言，社会民主党还有兼顾劳动群众利益的进步性的一面。当然，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恩赐，而是瑞典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长期斗争的结果。因此，当国内还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加上右翼政党力量不强，多数劳动人民还只能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左翼政党身上，瑞典社会民主党容易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支持。
在中国，第三条道路同样引发热烈的讨论。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界就有学者在论文中就“第三条道路”与“和谐社会”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可以借鉴第三条道路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公平的教育、就业、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等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上，和谐社会理论与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不少解决思路是不谋而合的，都提供了一种制约与平衡的机制，试图令整个社会架构在平稳运行求得最大发展。而作为先行十几年、已经取得丰富经验的第三条道路，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3、世界知名人士论第三条道路
在《爱因斯坦谈社会主义》中写到：“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写道：“如果现代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对于美国人来说听起来很熟悉，那并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在斯堪地那维亚、法国以及撒切尔之前的英国——听起来越来越象从F·D·罗斯福到卡特这50年中美国自已所变成的东西。甚至里根年代的缩小联帮作用的企图也并未触动大多数早期的福利方案。虽有某些夸张，但J·K·加尔布雷思和J·J伯根却指出，整个世界将趋同为一个单一的现代工业国家。这个新世界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由混合经济占有统治地位的。”“最后，我们可以像小马丁·路德·金那样说，我们也怀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东方和西方都可以利用市场的显著效率，服务于人道社会的目的。”
在小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中写道：“……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在《美国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写道：“2008年9月7日，历史由此悄悄而转。如果欧洲那片漂荡了几个世纪的幽灵不散的话，如果卡尔.亨利.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能够再次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复活并出走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在2008年9月7日读到一则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消息，那一天美国政府做出了一个令举球公民惊叹不已的决定：兹决定将世上最大的地产及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收归国有。决定发布的第二天，那位在全球财经媒体上拥有广泛影响力的Anatole Kaletsky先生，在伦敦《泰晤士报》经济专栏上撰文，口吻严肃：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国家的最资本主义化的政府，已经决定铲除这个国家最大、最重要的私人金融企业的老板，以政府任命的官僚取代之。此举意味着这个国家正式拉开了迈向社会主义的豪迈步伐，标志着长期来持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观念之失败，自即日起，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进入了系统性地崩溃与终结的程序。”
在《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中，作者胡绳不承认国民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他却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的原话是这样的：“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国之命运》刊布于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多次批评“自由主义”，申明国民党要搞的是计划经济，其不搞资本主义的姿态相当明显。学者杨奎松也说：“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蒋氏父子的统治也近似于社会主义。宋楚瑜多年后谈及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经济奇迹”，即曾如此说道：“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说道：“第三条道路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推动我们前进，而不是分裂我们，阻碍我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美国的克林顿在执政中推行第三条道路，欧洲大部分国家实际上也是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施政，为西方各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智利等中左政党掌握政权的国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末的经济危机，以及一直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后，纷纷转向“第三条道路”，努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分配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吉登斯的《超越左和右》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学术界、民间，乃至执政当局都倍受关注。英国诺丁汉大学一位教授就认为，第三条道路作为二十世纪末期兴起的思潮，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无论是何意识形态的国家，只要纳入了（自觉得或不自觉地）全球化体系当中，由于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都具有共性，在应对不断的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只会出现殊途同归的例子，更可能的趋势是慢慢走到同一道路上。
事实证明，过去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集中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同时存在的两个极端的社会经济形态，二者都是不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各国和社会主义各国都先后对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完全正确的。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共存于当代世界，两种制度从两个极端出发，相对而行。双方互相较量又互相学习，互相斗争又互相妥协，各自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求同存异，日益趋近。在东方和西方，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百个国家有一百个答案，一千个政党有一千个答案，一万个公民有一万个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有充分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邓小平说，这个问题不要争论。实质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党还是社会党，无论是自觉的还是盲目的，无论自已承认还是不承认，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不断脱离自己原来所走的极端道路，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出发，朝着一个新的第三条道路向前迈进。
（此文发表于2012、3、12--6、17 王振岳论著博客《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1、第三条道路名称的含义
第三条道路，不只单单是走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或只是一种妥协或混合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适应当代历史条件的新型的社会制度思考与选择。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方互有不足之处，所以偏向某一极端也不是一件好事，而应当揉合双方主义的优点，互补不足，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条道路主要内容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肯定自由市场的价值，强调解除管制、地方分权、降低税赋、提高社会福利等政策。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以及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等人的政策，就体现了“第三种道路”的核心理念。在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参议院中间党派，强调政府在财政上的保守、用一系列所谓“工作福利”的政策来代替旧有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的维护功能。但是同时，这些政治家避免将自身与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和其他自由主义相混同。
第三条道路这个名称，最早于1900年代意大利庇护十一世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合适，希望找到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其后不断有人在这条道路上不停钻研，但当时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1938年，英国保守党代表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了一本名为《中间路线》（The Middle Way）的著作，其后他在1957年至1963年就任英国首相，也是套用这个政治理念来管治英国。在1950年后，这种观点被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汉姆·勒普克所发展完善为社会市场经济。在1960年后，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奥塔﹒塞克（Ota Sik）对理论化整套第三条道路作出重大的贡献。到了1990年后，撒切尔政府和罗纳德·里根政府，将经济上缓和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融合进主流的左翼思想，许多政治家倾向于用“第三条道路”来形容这种新政。而这个名称也经常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的别称。就这样，这个理念成为现代欧洲民主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尤其对于一些社会民主党派和美国民主党成员来说，这个理念是其核心思想。曾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导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受到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影响，他在竞选期间以“第三条道路”作出竞选口号，结果使工党在野18年后，终于在1997年赢得了大选，重新上台，故他被视为体现“第三条道路”理念的表率者。
第三条道路也经常被评论为原有的“带有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以及社会民主党派为了赢得选举而选择的一种手段。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结论都是一致的，即人民都希望有一个真正全力为民服务，保护人民，以民为中心的政府。我们必须留意，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企图避开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则试着躲避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社会。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彼此都在寻求一个最有活力和能力的政府，一个最可以平衡两者，支持人民生活最大福祉的政府。
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它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斯坦那里，此后经常被社会民主党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所使用，以显示自己的观点与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即在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之间，不放任自流也不像左派过分干预，是中间偏左的一种道路（偏向干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概括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其他选择的思想，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吸引了来自不同传统——包括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近来的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家。现代形态的第三条道路是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前者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它嵌入到了国家主义结构中，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以知识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而后者遭到拒绝，是因为它造成了混乱，损害了社会道义基础。第三条道路蕴涵的关键价值是机会、责任和共同体，有时被人说成是“新”的社会民主主义。
2、第三条道路在各国的实践
在美国，1934年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后，罗斯福继续展开了被称为“第二波新政”的立法计划。这波新政大幅增强了工会的影响力、将社会福利国有化大幅扩张、对商业进行更多管制（尤其是交通和通信业）、并且提升对商业利润的课税。他以这些政策替民主党建立了一个新的、由不同群体组成的选民结构，称为“新政联盟”，包括了工会、少数族群（最值得注意的：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首次的—黑人）。除了1952年和1956年两次选举外，新政联盟及其政策称霸了美国政界长达数十年之久，直至21世纪初的今天。
在英国，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任内参加波茨坦会议，支持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国内方面，他实行大规模福利事业，建立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对一些工业实施公有化。他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使英国摆脱了殖民主义，完成非殖民化，授予原殖民地的印度和缅甸独立地位。他于1951年下台，1954年他率领工党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2月退休，被封为伯爵，1967年10月8日去世。 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二战后推行温和的改革政策。推行国有化，主张建立福利型国家。加入西方联盟后，主张打碎旧的英殖民帝国统治体系，废除贵族院。现主要致力于公共住所、职工福利、失业救济、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公民教育等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后至今，工党是英国的主要执政党之一。布莱尔大张旗鼓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其核心是强调变革与创新，寻求“发展与公正”、“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以改革、现代化与合作的精神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建设一个强大、充满活力的新英国及新国际秩序。这些被称作“布莱尔主义”的理论主张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拉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青睐。虽然随着一些国家赞同“第三条道路”的领导人相继下台，该理论也降了温，但布莱尔执政十年来坚持推行其政策主张，成效突出。布莱尔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积极干预”相结合，促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重视市场和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大幅简化了对各类企业的监管内容，并从税收等方面加大对工商界的扶持力度；为鼓励企业创新和降低成本，政府多次降低企业税，包括对中小企业实行税额减免等政策。 布莱尔认为，高福利体制对英国的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及传统伦理均带来了负面影响，认为应适当削减政府的作用，重新划定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此，工党政府发表了题为《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社会契约》的政策绿皮书，大力鼓励失业者接受职业培训和重新就业，规定领取社会补贴者必须以“寻找工作”作为必要条件。政府还通过税制改革和惩罚怠工的办法，真正做到劳者多得。此外，政府还大力推行养老金等领域的改革，主要是调整养老金负担结构，由国家、雇主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建立公私混合的多元社会福利机构和保险制度。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在能够长期执政，主要的原因，在于该党推行的政策既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改善了民生，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使瑞典的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高税收、高福利”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主要政策。即通过向企业与个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然后以高福利等形式将其转移支付给低收入或困难群体，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这套社会政策，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一定时期内也能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在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政策在推行初期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执政初期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长期得到民众的支持，同时经济与社会能够有较大的发展，原因主要在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赤裸裸地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右翼政党而言，社会民主党还有兼顾劳动群众利益的进步性的一面。当然，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恩赐，而是瑞典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长期斗争的结果。因此，当国内还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加上右翼政党力量不强，多数劳动人民还只能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左翼政党身上，瑞典社会民主党容易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支持。
在中国，第三条道路同样引发热烈的讨论。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界就有学者在论文中就“第三条道路”与“和谐社会”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可以借鉴第三条道路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公平的教育、就业、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等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上，和谐社会理论与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不少解决思路是不谋而合的，都提供了一种制约与平衡的机制，试图令整个社会架构在平稳运行求得最大发展。而作为先行十几年、已经取得丰富经验的第三条道路，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3、世界知名人士论第三条道路
在《爱因斯坦谈社会主义》中写到：“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写道：“如果现代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对于美国人来说听起来很熟悉，那并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在斯堪地那维亚、法国以及撒切尔之前的英国——听起来越来越象从F·D·罗斯福到卡特这50年中美国自已所变成的东西。甚至里根年代的缩小联帮作用的企图也并未触动大多数早期的福利方案。虽有某些夸张，但J·K·加尔布雷思和J·J伯根却指出，整个世界将趋同为一个单一的现代工业国家。这个新世界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由混合经济占有统治地位的。”“最后，我们可以像小马丁·路德·金那样说，我们也怀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东方和西方都可以利用市场的显著效率，服务于人道社会的目的。”
在小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中写道：“……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在《美国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写道：“2008年9月7日，历史由此悄悄而转。如果欧洲那片漂荡了几个世纪的幽灵不散的话，如果卡尔.亨利.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能够再次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复活并出走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在2008年9月7日读到一则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消息，那一天美国政府做出了一个令举球公民惊叹不已的决定：兹决定将世上最大的地产及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收归国有。决定发布的第二天，那位在全球财经媒体上拥有广泛影响力的Anatole Kaletsky先生，在伦敦《泰晤士报》经济专栏上撰文，口吻严肃：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国家的最资本主义化的政府，已经决定铲除这个国家最大、最重要的私人金融企业的老板，以政府任命的官僚取代之。此举意味着这个国家正式拉开了迈向社会主义的豪迈步伐，标志着长期来持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观念之失败，自即日起，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进入了系统性地崩溃与终结的程序。”
在《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中，作者胡绳不承认国民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他却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的原话是这样的：“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国之命运》刊布于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多次批评“自由主义”，申明国民党要搞的是计划经济，其不搞资本主义的姿态相当明显。学者杨奎松也说：“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蒋氏父子的统治也近似于社会主义。宋楚瑜多年后谈及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经济奇迹”，即曾如此说道：“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说道：“第三条道路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推动我们前进，而不是分裂我们，阻碍我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美国的克林顿在执政中推行第三条道路，欧洲大部分国家实际上也是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施政，为西方各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智利等中左政党掌握政权的国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末的经济危机，以及一直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后，纷纷转向“第三条道路”，努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分配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吉登斯的《超越左和右》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学术界、民间，乃至执政当局都倍受关注。英国诺丁汉大学一位教授就认为，第三条道路作为二十世纪末期兴起的思潮，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无论是何意识形态的国家，只要纳入了（自觉得或不自觉地）全球化体系当中，由于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都具有共性，在应对不断的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只会出现殊途同归的例子，更可能的趋势是慢慢走到同一道路上。
事实证明，过去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集中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同时存在的两个极端的社会经济形态，二者都是不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各国和社会主义各国都先后对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完全正确的。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共存于当代世界，两种制度从两个极端出发，相对而行。双方互相较量又互相学习，互相斗争又互相妥协，各自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求同存异，日益趋近。在东方和西方，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百个国家有一百个答案，一千个政党有一千个答案，一万个公民有一万个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有充分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邓小平说，这个问题不要争论。实质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党还是社会党，无论是自觉的还是盲目的，无论自已承认还是不承认，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不断脱离自己原来所走的极端道路，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出发，朝着一个新的第三条道路向前迈进。
（此文发表于2012、3、12--6、17 王振岳论著博客《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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