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经》对中国科学的影响

就《易经》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与杨振宁教授商榷

您对物理学的卓越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荣誉，令人景仰，我们借此机会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近一百多年来，从事《易经》研究的学者大多未能涉及自然科学中一些基本问题，只把《易经》当做占卜迷信之书。因此，长期以来，有关易经与科学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少数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并在当代科技方面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效。近几年来，您在思考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时“对于易经发生兴趣”，郑重地提出“易经与近代科学”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十分高兴。但是，2004年9月3日，您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的，“第一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等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因此冒昧地向您请教和商榷。
我们认为您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的报告中所讨论的问题，实际是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热烈讨论的“李约瑟之謎”和“韦伯之謎”的子问题，故只能举其大要而论之。
一、 报告中关于中华文化与逻辑相关的内容
在您的报告中主要论述了《易经》与中华文化的逻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相关问题。现先就此作一商讨。
（一）、中华文化有没有演绎
您反复论述的要点之一是易经和中华文化有归纳而无演绎。我们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从逻辑学和方法论上说，演绎是归纳的逆运算或逻辑逆操作，二者的应用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如果人的认识过程只有归纳而无演绎，就只能归纳出一堆离散的概念和命题，不借助演绎的方法，认识不可能前进一步，任何思维健全的人或民族莫不如此。归纳是一种综合收敛性思维，演绎是一种分析发散型思维，笼统地说“中华文化的思维”有归纳无演绎，无异于说中国人有“吸”而无“呼”，“呼吸”不畅，此人怎么可能长久生存。
惜字如金的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而不说“文王拘而籀周易”，是准确且有深意的，周易象数一派不推演不可能占卜算卦 ；义理一派不演绎不可能通释天下，说周易无演绎是否不妥？
所以，准确地说，不是《易经》和中华文化没有演绎法，而是没有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系统化、符号化的，特别是公理化的长程演绎（从公理到经验命题），这种方法肇源于古希腊，是希腊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国的墨家、名家和佛教的因明对此也有贡献，只是远不如古希腊那样严整、系统、成熟。中国有的是尚未公理化、符号化，没有理性自觉的短程演绎（从命题到命题），中国人称“外籀”之法。
至于说演绎法对科学的促进(或促退)作用，也被您简单化和误解了，您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是因为没有演绎法，但您是否注意到，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前的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氏几何的公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一直是西方教会和学校的必修课，即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一直有演绎法，但近现代科学却没有产生，单有演绎法，受大前提所限，扩展不了新知识，只能强化经院哲学，作茧自缚。直到培根的“新工具(归纳法)”（１６２０）肇其始，惠威尔的归纳法（１８３７）总其成，西方科学才如虎添翼，长足发展。按您的逻辑，似乎应该是西方近代以前有演绎没归纳，没产生近现代科学，中国现代以前有归纳无演绎也不能产生科学，演绎和归纳结合才能产生科学。其实，道理还远不是那么简单。
（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
您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大分别”，此言不虚，但您认为主要是基本方法上的差别，社会科学用归纳法，自然科学即用归纳法也用演绎法，这就有失公允了，其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区别不在方法上而在对象上，迄今为止，成熟的社会科学所用 的方法大体上都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或其方法的变体(人文学科另当别论)，但由于其所研究的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比自然科学的对象要复杂得多，所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尚不成熟，想把公理化演绎法引入人文社科领域的著名尝试有哲学上的斯宾诺莎，经济学上的李嘉图，伦理学上的罗尔斯，心理学(原属哲学)上的赫尔等，但由于其研究对象过于复杂，难度太大而结果不彰。社会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最多也最成熟的，要算有“社会科学之王”（萨缪尔森）美誉的经济学了，其中大量使用演绎法，甚至公理化方法，就是证明。其实，严格地说，真正能使用系统的、公理化的长程演绎方法的科学只有数、理、化等少数核心“硬科学”，其它科学目前几乎都不能，最不能的是医学(西医)，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比其它科学学科更复杂，相反，倒是拟公理体系的中医更常用阴阳大论、三焦气化、五脏生克、八纲辩证、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等的拟公理化演绎法。因此总不能说只有数学和理论物理用公理化演绎法就是科学，其它不能用的学科就都不是科学吧？此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哲学层面上：自然科学更倾向于用符合论和融贯论就可以解决静态的、构成论的认识对象的认识问题，而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更多的则是动态的、生成论的、“自反性强化”的辩证或博弈关系，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二、历史证明《易经》并没有阻滞科学的发展
您把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过分简单化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决不像科学决定论中的因果律那样明确、清晰、一一对应，它们二者之间的互动、渗透和影响是极其复杂的，二者各有不同的对象、内容和规则，以一方取代另一方，或将其责任推给另一方，都很难令人接受。易经总体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和科学有联系，但也有本质的不同，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或物理学的逻辑推导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恐怕力有不逮。
您归纳易经精神有“五化”，其中的“分类化”正是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科学”译为中文本身就是取分门别类的分科之学的意思。从哲学上说，没有“分化”就没有“进化”(当然，还要有它的反面――综合，要有像您这样在各学科集大成的人，科学才能长足进步)，此“化”是与科学发展相一致的。“符号化”在西方科学史上的应用较晚，十五、六世纪才出现(M. 克莱因)，但却迅速地推动和促进了数学与科学的发展，您把“符号化”归于

引文自http://gwzz.blogbus.com/logs/2004/10/452416.html

《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思维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进一步使得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发展近代科学，一定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

　　《易经》不易。作为“六经之首”，它在产生后3000多年，还被学者“指责”为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诞生的罪魁之一。

　　当然，更多的人会对这种“指责”进行反驳，试图为《易经》平反。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正如杨振宁自己所说的，加入讨论的人们大多数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压倒，一小部分支持他观点的人士也显示出力量。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2004年10月23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杨振宁：“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碍科学诞生

　　杨振宁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概念，但他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放在他论题的首位。

　　杨振宁把原因归结为五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

　　至于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杨振宁引用明朝末年大臣兼大学者徐光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徐光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了前六章)。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直至牛顿科学思想的形成。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杨振宁在报告中说。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徐光启的翻译本存世近300年，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显然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容易接受推演逻辑有关。

　　另外就是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另外，杨振宁认为中医理论中把疾病与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的分类，也是受《易经》理论的影响而来。

　　报告中，杨振宁还指出《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另两个方面：“《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杨振宁一再强调，他提出这些观点，并没有攻击传统哲学的意思。他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光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关于逻辑问题，董光璧说，中国没有系统的逻辑学，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显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逻辑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却有优势。“西方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逻辑系统，他们习惯上把从特殊-特殊归到归纳里，一般-一般归到演绎里。中国逻辑的特点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仅从对称考虑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

　　董光璧举例说，中国有互补或者说对称推理，即有阴必有阳，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我们看看发现正电子的过程，既然发现了负电子，根据对称原理推论，就一定会存在正电子的。”

　　陈方正：中医药是中国成功的科学

　　参与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

　　陈方正还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

　　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陈方正还对中医药的“现象学”(根据观测，依凭经验建立模式理论)理论在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现在科学的一个热潮就是基因学，基因不能完全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整个基因科学是需要数理科学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现象科学，是描述性的。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陈方正也承认，中医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逻辑性的数理科学来支撑。

　　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三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有争论的应该是第二个，《易经》是否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还有待于史实考证。”

　　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

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和未来科学

　　“中国文化的辉煌在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时代，衰落在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新生的机遇在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代。我们的辉煌与技术相关，失败与制度相关，新生将与观念相关。”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由技术、制度和观念三大子系统构成，文化的演化业已经历了技术主导和制度主导两个阶段，当代正在向观念主导的时代过渡。观念系统包括信仰、理性和价值，它的发展经历了信仰主导和理性主导，现在走向价值主导。人类的文明之车依靠两个轮子前进，一个轮子是科学技术，另一个轮子是伦理道德。

　　当代的人类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环境恶化的倾向，一个是高技术发展的预测困难，一个是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生存在技术崇拜和恐惧的张力中，感受到技术的反传统性，也认识到科学理性的缺陷，并试图通过观念重建来调整文化。

　　现在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智慧，我们熟悉的有李约瑟，他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办事，包括李远哲在内等诺贝尔得奖者“回到孔子”的呼吁、世界宗教会议的《世界伦理宣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伦理计划”，都试图改变当代世界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不平衡的状况。

　　在这种寻求价值观的努力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被关注。《易经》塑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它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逐渐取代了商代时期的神学思想，为进一步演化发展为中国文化核心角色奠定了基础。学者们有关“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表明，它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以两者的关系来思考人类和自然的问题。它是一种宇宙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并且代表着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类精神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中国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归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哲学史家牟宗三认为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周易》，包括了能够产生科学的数理、物理和客观三种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人类当代的挑战时有什么意义呢？易学与科学的结缘表明易学是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中国是在儒学格物致知延伸意义上接受产生自欧洲的现代科学的，并经历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明朝末年的徐光启不仅把易学象数学和传教士传入的科学对等，还借《易传》“会通”的概念，提出“中西会通”的主导思想。在国外，通过了阿拉伯人和传教士，易学传到了欧洲。所以有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等科学家对易学的研究。易学作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结合点，也吸引了当代一些学者的关注。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产生在17世纪的欧洲，在溯源的意义上才有古代的和中古代的科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源流的关系。但在类比的关系上，可以谈论中国科学。在19世纪中叶随着科学的发展，中国开始接受产生在欧洲的科学，但是迄今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微不足道。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失败，如何改变当今中国科学事业的落后状况，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辉煌是在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时代，衰落是在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新生的机遇在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代，即以科技产业性为其标志的新文明时代。所以就主导因素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的辉煌与技术相关，失败与制度相关，新生将与观念相关。

　　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产生自欧洲的科学传统演进的，但其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在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的话题中，中国文化传统受到关注，意味着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可能会重新获得生命力。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留了内在而未诞生的充分意义的未来科学，但是什么叫“未诞生的充分意义的未来科学”，他没有给出更详细的阐述。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探索中国传统科学的理论特征，我认为任何科学传统的差异，都不在科学内容本身上面，因为自然规律不会因发现它的民族的不同而改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科学规律的表述上面。而表述不同是基于哲学观的不同及其影响的逻辑形态和理论构造方式的不同。

　　在中西对比下，考察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我把它概括为生成论的自然观、比类和互补的逻辑推理、模型化的理论构造。这里不能详细说了，我举个例子。我们要问，盐为什么是咸的，花为什么是红的，解答归结为原子的结合和分离，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构成论观点。而生成论把变化看成是产生和消灭的过程，这样的观点在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量子场论，它是专门描述基本粒子的产生和消灭的理论。但是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有这种自觉。

　　我们的现代科学习惯于把理论搞成公理化的体系，因为牛顿就是那样做的，爱因斯坦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表述方式使得科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存在问题。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对公理化理想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模型论的构造是不是就不好？它跟公理论的构造有同样的推理功能，有些科学哲学家认为模型论可能更加适合现代科学的发展。

　　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一种新的科学理性也正在形成。过去科学家总是把科学的运用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原子弹爆炸之后科学家不完全这样认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把科学的社会运用也包括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之中。过去的科学研究活动对价值因素的考虑较少，现在越来越重视科学活动的价值问题，价值作为科学理性的新成分开始规范科学家的行为。以前的科学理性主要考虑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但它们只能保证科学知识的条例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却保证不了科学一定能为人类造福，所以我们要增加一个新的科学理性因素——价值理性。-

　　注：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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