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款中国APP在印度遭禁，为何APUS能活得好?丨Going Global
“印度封禁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出海不会停下来。”APUS创始人李涛表示。
9月2日，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再次发布公告，宣称禁用118款中国App。
被禁榜单前六名都是APUS的产品，其它被禁止名单还包括绝地求生、企业微信、微信读书、名片全能王、百度、新浪新闻、手机淘宝、优酷、支付宝等。
加上此前的禁止名单，被印度禁止的中国APP已经达到224款。
同样的戏码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上演。
6月29日晚，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NIC）发出“中国APP禁令”，禁用由中国企业开发的59款应用。7月31日，特朗普表示将做出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的决定，随后将猎杀范围又扩大到了微信及其它企业。
从印度到美国，从59款到224款APP，中国出海企业遭遇了史上最大“劫难”。
针对印度、美国禁用中国企业App事件的影响，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形式，APUS创始人兼CEO李涛对此进行了深度分享。
APUS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互联网出海的定位。新兴互联网市场给APUS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目前APUS已经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用户量超过了14亿。
据李涛透露，由于APUS的快速发展，在2018年就遭遇到谷歌的打压。随后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出海企业的关键节点都卡在外国企业手里，于是迅速调整战略，不再过度依赖Google和Facebook，开始建立第二增长曲线，关注国内庞大的用户市场。
他表示，由于此前的经验和战略转型，此次印度封禁事件并没有对APUS造成过度影响。
对于未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李涛认为，要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和思考世界，未来半年会是出海纠结期，但是出海不会停下来，中国经济必须走出去。
APUS创始人李涛
APUS怎样未雨绸缪？
眼下中国整个出海行业都受到挑战，首先是疫情，其次是中美贸易冲突。
2018年末到2019年，最具有标志性的是华为事件。2020年在疫情之下，首先出现的是印度封禁事件和TikTok事件，中国科技企业连续遭到印度和美国政府系统性的打压。
在整个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所有这些事件都可以在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加以理解。
每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都会发生大的变迁。经济结构的改变，会使经济的推动和刺激要素发生改变，同时也会使整个社会阶层发生系统性的变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行业，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出现，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和财富被重新分配，并向金融和科技行业快速倾斜。
“APUS在中国最早做出海，对海外有非常多的宏观背景的分析。2017年，我们将VIE结构拆掉回到中国，原因是用户市场和收入都在海外，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在海外，资本、用户和市场全都在海外，对我们来说很危险。”李涛说道。
2017年，APUS是Facebook中国区排名第一的商业变现合作伙伴。在2018年第四季度之前，APUS也是谷歌中国区排名第一的商业变现合作伙伴。
在2018年第四季度，APUS受到谷歌的打压。与此同时，中国大量的出海企业变现帐号都被封掉，产品全部下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最幸运的是，我们的产品没有被下架，但是变现帐号被封掉了。”
李涛表示，APUS从2019年开始进行策略性的调整。
首先，核心战略从原来的出海转向了全球化。出海是把中国成熟的产品、技术和商业模式带到海外去，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化的本质在于，APUS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企业走出去，而是完全定义为全球化企业。
“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我们全球视野下的一个市场，我们关注的是在哪个市场能够获得更多的用户支撑，在哪个市场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李涛说道。
2019年之前，APUS没有布局中国市场。2019年之后，APUS开辟了国内业务。从新兴市场到欧美市场和日本、韩国市场，整个战略从出海转到全球化。
全球化分散风险的布局，使APUS避免了过度依赖美国市场，以及印度ARPU值较低的市场风险带来的影响。因此，疫情和中美贸易冲突对APUS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交易模型发生了改变。APUS的商业模式一直都没有变，产品对用户免费，免费为用户提供包括系统、安全软件、浏览器、视频、图片等各种软件，但收取广告费。
“我们过去把谷歌、Facebook作为代理，2019年后，我们把交易模式改为与国内的公司合作，加上自己的销售平台。简单来说就是自己卖广告，规避可能出现的海外政治风险，因为我们对海外政治风险有预判。”李涛解释道。
最后，持续进行产品创新。APUS原来的产品主要包括手机系统、安全、浏览器等一系列工具类的软件，2019年开始进入到图片和短视频市场，包括Cut Cut、VIKA等一系列图片和短视频产品，并在珠海建立了游戏研发中心。通过内容类的产品来丰富全球范围内新用户的手机体验和手机服务。
据李涛透露，这三大战略调整使APUS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到2020年一二季度，业务都一直保持着高增长。
对于此次印度和美国封禁事件，李涛认为最大的影响就是“开了个坏头”。
“印度封禁事件的最大的坏处，就是以行政手段来打击经济，开了一个坏头，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跟着学，用行政手段对其它互联网创新企业进行打压，试图以此促进自己国家互联网的增长。”
以下为对话访谈实录
记者：2018年，当时你们最大的客户是Facebook、谷歌、推特，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涛：现在他们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跟谷歌、Facebook、推特还有合作，但是现在核心是我们自己的销售体系，我们有一个平台卖自己的广告。我们也跟包括像字节跳动的穿山甲、腾讯的广点通以及百度的广告系统进行合作，跟欧洲和以色列的一些第三方平台也有合作。
记者：由国外的巨头代理到现在自己做，中间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损失有多大？
李涛：我们用了整整2019年一年的时间，损失肯定以十亿单位来计量。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收入降下来，2019年收入也很少，大部分的钱都用来建立自己的销售体系，包括新的合作伙伴、新的技术等。我们今年的收入可能会创造历史新高。
记者：谷歌打压事件你有没有预判？对APUS来说是出乎意料，还是意料之中？
李涛：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快，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决绝。在谷歌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谷歌中国团队从上到下都在帮我们解决和沟通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这个决策根本不是中国团队做的，是谷歌最高层的一个决策，整个中国区团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记者：印度封禁事件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李涛：确切地说，印度封禁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这个做法在意料之外。2017年就有一个封禁名单，APUS也在里面，这事对我们就跟挠痒痒一样，就是做个样子给用户看，所以我们根本不太在乎。今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么大规模一刀切，而且是真正在落实。
记者：APUS在印度有多大的团队？后来有什么调整吗？印度和美国用户的占比是多少？
李涛：我们在印度有一个弹性的开发和运营团队，少的话是五十人，多的话两百多人。目前中国员工不去了，都是远程控制。印度用户大概占总用户的10%，北美用户占到7%-8%。印度用户的ARPU值很低，一个美国用户的ARPU值差不多是一个印度用户AURP值的50倍。
记者：如果寻求增长的话，初创企业还会把眼光瞄准印度吗？
李涛：我觉得就算没有印度封禁事件，印度也不应该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主战场。客观来说，印度不是中国初期创业者该去的市场，它是个豪赌，要想做印度市场得有足够多的钱，有足够长的耐心。
印度有将近14亿人口，大概有1.5亿人会写字，只有1亿多人懂英语。印度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种性、宗教、语言不统一的问题，而是文盲问题。印度有超过10亿人是文盲，就是不认识字，这是印度最核心的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人均收入增速很慢，市场没有那么强的消费能力。所以中国到印度去的企业，像阿里和字节跳动，没有在印度挣到钱的。所以就算没有这个政策，中国的开发者在印度也不一定能够赚到钱。这是一场豪赌，要投入钱，投入时间，要有耐性，陪着印度市场成长。
从短期来看，印度肯定没法去，长期来看不好说。一个国家互联网发展好不好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第二个是网络基础设施，这两方面印度都很差。
现在中国开发者要出海，第一个是考虑哪些地方赚钱，企业赚钱还是第一原则。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还有中国都不错，中国的消费水平在互联网方面跟美国类似。
记者：中国市场现在是不是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
李涛：从宏观上来说中国肯定是饱和，因为每个领域都有巨头，这就需要你能够寻找机会。中国从2015年开始，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军“下沉市场”，就是去找别人落掉的那些空间。
记者：你们在国内的产品和用户主要也是下沉市场吗？
李涛：我们在国内的用户包括下沉市场。国内的95后已经25岁了，新的用户一直出现，一二线的城市用户已经换了，三四五六线的新用户又出来了，所以这个市场其实永远在涌动着新的机会。大企业只是比新企业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比如品牌影响力，但并不是说有很强的垄断优势。
记者：国内市场算是APUS的第二条增长曲线吗？
李涛：我们原来第二条增长曲线是做内容产品，做了图片和短视频类的产品，2018-2019年被谷歌打压，逼着我们把国内业务变成了第二条增长曲线。
记者：APUS在国内的主要营收方式还是广告？未来可能在哪些领域扩展？
李涛：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全世界的营收方式都是广告。未来有可能做服务产品。在海外比如像印度这些国家，在2022-2023年之前都不会动。
记者：印度、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后，可能会有其他国家效仿吗？
李涛：一定会，动了谁的蛋糕谁就会跳出来这么干，不排除其他国家会用这样的手段。可能在欧洲、东欧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政策，未来的政治风险持续至少两三年。
记者：出海现在还是一门好生意吗？
李涛：我现在做的东西别的企业再来一遍，肯定不是个好生意，但是做别的东西肯定还是有机会的。
第一，市场要选好，现在出海选择还是要更多关注消费能力较高的用户市场。第二，在产品方面，还是要把内容和游戏类的产品做起来，不要再尝试做工具类产品，工具类产品现在出海肯定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没有太大的机会了。所以你说出海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出海生意很多很好的，看你怎么做。
记者：未来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否会长期面临不稳定的因素或者被打压的可能性？
李涛：在相对长的一个时间是的。因为整个世界是动荡的，财富在重新分配。
每一次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都会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在分配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就会带来动荡。在国家内部也会涉及到很多产业上的冲突，国内的财富在向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倾斜，也是在向金融和科技领域倾斜。
记者：未来出海的趋势会冷下来吗？
李涛：不大会，出海在未来的半年里是纠结期，所有人都在找机会。每一次在爆发之前都会有一个沉静期，大家在不停酝酿、找寻这样的机会。出海现在面临的外在的压力很大，内在的张力也很大，因为还没有爆发。
我认为出海不会停下来。
我们国家现在是生产大国，不是消费大国，我们现在必须要想办法拉动消费。14亿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仅仅相当于1亿美国人的消费水平。我们不走出去没有前途，不光是中国互联网，中国经济都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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