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兼谈李克强经济思想

现任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高足，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间，我的研究课题是关注中国城市化方面的金融策略研究，期间也不可避免的涉略了大量这部分的著述。期间，李克强总理的经济理论令我尤为印象深刻。尽管我们都知道李总理是经济学博士，但是一来很多人对他的学术思想不甚了解。另一方面，在很多人看来领导干部去混个文凭在中国时下的并不十分纯净的学术环境里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而且大部分官员的学历学位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然而，进过仔细的研究，不禁令人感叹李总理很多思想都非常之超前，很有预见性，而且非常深刻。现在我们都知道“克强指数”，但我今天想谈的是李总理在另外一个方面的经济研究成果，即他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学说。

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健康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就是必由之路，不可避免。这一论断学术界早有共识。早在十多年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对此做过论述。现在纵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都在80%以上。而中国（从人口角度来看）城市化水平才刚刚超过50%。城市化即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也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人口始终是城市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诺克斯（2009）认为“人口变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是所有相互依存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根本上讲，城市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换言之，城市人口的规模、组成和增长速度的变化对于城市化特性的塑造意义重大。”城市化的历史表明：人口地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城市化水平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因此“人口城市化”水平是比较各国城市化的基本尺度；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城市化”即狭义上的“城市化”（顾朝林，1999）。
谈及人口为什么会向城市流动的原因，对此给出最早解释的人或许应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教授。刘易斯（Lewis，1954）开拓性地构建了二元经济体系下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普遍存在着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现象。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致使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最终实现工农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均衡，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城市化进程也逐步得到实现。经济学家乔根森（Jorgenson，1961）认为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的转移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农业剩余产品的存在是人口转移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农业剩余产品越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的规模就越大。同时，由于人口对工业品的持续需求，工业部门也会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也将进一步刺激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托罗达（Todaro，1969）认为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依照托罗达的理论，由于城市存在相对更好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只要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城市就会对收入较低、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产生持续吸引力，于是就会有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事农业产业的人口比例降低，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例上升，一国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早在90年代初，李克强（1991）就开创性地提出了他的三元经济结构理论。以此基础，他认为应该重视农村工业部门所提供的人口结构转换的可能性，并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另外，他还指出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展会使已经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而中小城市的发展无疑给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了机遇。宋玲妹（2010）在分析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干预问题时，认为在政府小城镇战略的推动下，剩余劳动力逐步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同时由于大城市的聚集经济效应持续发挥，其经济辐射功能拉动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另外，政府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使得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和转移不断加速，因而更加显效地推动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
不仅如此，李克强（1991）还很早就注意到了金融在推动进城务工转移人口创业方面的作用。从这一点中，我们其实也很容易看出，现在政府提出“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其实是李总理在脑中孕育思考了很久的设想。他（1991）曾经指出“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展必然会推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发育，从而使已经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在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农村人口带资进城兴办第二、第三产业的经验。”显然，金融机构为有创业需求的转移人口提供融资支持，能够使他在城市更好的发展，从而更好的实现身份转换。例如，微型金融就是其中一种非常值得推崇的做法。我国微型金融机构是伴随着小额信贷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被认为是在小额信贷基础上的一种延伸。微型金融的宗旨就是要运用创新的金融手段和制度，通过为贫困人群或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来帮助其摆脱贫困（刘雅祺等，2008）。农民带资进城创业的情况早已有之，而更多转移人口尽管有创业意愿又可能受到资金来源的限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农民工回乡创业，而且现阶段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步伐正在明显加快。农民工创业多属于微型企业形式，从事非农业生产，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小城镇创业。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创业有利于实现并最终完成自我身份的转换，农民工回乡创业则有利于小城镇经济发展，利于小城镇向中小城市过渡。由于多数第三产业可以从小本经营开始，入行门槛通常比较低、资金需求也较少，且技术要求也不高，更加容易被农民工所接受。然而，回乡农民或者城市转移人口创业贷款难却是阻碍他们创业以及摆脱贫困的主要障碍。鼓励、引导、发展微型金融可以较大程度地帮扶这些有创业意愿的回乡农民或转移人口，不仅有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更有利于帮助他们完成身份转换，从而促进人口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李总理关于城市化的很多经济思想都集中体现在参考文献【2】中。该书是厉以宁教授的三名学生的学术论文集合，由厉以宁选编。这三个学生现在当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了。我非常推荐大家仔细读一下本书，以了解更多。



参考文献

【1】 W. A. Lewis, 1954, “Economic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 22, No. 1
【2】 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1991：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经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