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上）》的笔记

1978 中国，回来了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我的出生已经在此之后，开始学会思考，则更是要到《激荡三十年》的下册了。作为没有经历过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30年的人，更多的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来自于最近10年越来越方便的互联网和“禁书”，以及真正学会观察和思考社会后与父母一代人的讨论——而10多年的传统教育，大多数知识都是在让我们无法看清历史和环境的变化。《激荡三十年》就是一本中国工商业的编年史，一边看一边感慨，其实新中国成立60年，前面30年是重复历史上农民起义后争权夺利的过程，后30年是农民开始学习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一次政体的变革，带来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一个缺少经验的执政党的上台，要花费60年来学习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数代人，就在此过程中被牺牲和消磨掉了。如果再算上从晚清开始的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对整个国家的消耗是如此的彻底，才能想象出为什么在1978年后开始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每一届政府最高层领导中，总有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理想色彩，想做些事情的人，这个人也成为了一部分政府官员的代表，但是再也没有人能像邓一样有能力和魄力以及权力去尝试更多的创新模式。中国社会最近的10年，是我进入社会的10年，也是对体制越来越有感触的10年，是学会观察和深入思考的10年，也是相比邓的时代，社会体制的创新动力逐渐匮乏的时代。中国快速的融入了世界，利益也已经重新划分，但真正的“领袖”自邓之后便始终缺位，从中也可以品出与企业类似的味道——初创时期，有一个领袖可以控制全局，很多创新的想法容易实践，企业高速发展；但达到辉煌之后，便开始进入所谓的“现代企业管理”时代，顶着科学的帽子，但却缺少了创新，缺少了激情；流程，规范着整个组织的运作不会出大的错误，也不会因为个别人而导致组织失败，但也同样导致人的工作是为了完成流程规定的任务，而不愿去改变，再优秀的个人，也很难帮助组织成功了——除非，组织或体制“病重”，有机会让新的领袖发挥作用。

组织中总是不缺少有激情想改变的人，但总要等到组织的最高决策者也发自内心的希望改变时，这些锋芒才有机会刺破陈旧的布袋，去呼吸新世界的空气。——当然，这些开路先锋也是在用“能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来与最高决策者交换，如果失败了，自己背，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决策者的；同时，也为最高决策者提供了更多可供分析的信息和样本。还有，就是充当了一种与组织内旧体制和旧势力的博弈实验，帮助最高决策者去尝试组织内其他势力对创新的接受程度。

逐渐理解了什么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