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阶层固化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
根源
　　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不断攀高，2008年竞高达59.8%。劳动者在分配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房价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房价，在2002年之后像断了线的氢气球，一路扶摇直上，住房基本需求竟然需要靠花费2-3代人一生储蓄的“六一模式”来解决。随着高校扩招之后的毕业生陆续进入社会，大学生也慢慢由“天之骄子”向有光明、没前途的“蚁族”进化。体面的工作机会不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获得，升学、参军、就业、升迁等人生重要机遇背后越来越充斥着权力和金钱的背影，比例日益提高的机会被金权所垄断，社会底层出身的大学生们再也难以像十多年前那样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向上发展的通道加速收窄，“怀才不遇”以及“报国无门”之辈的绝对数量快速增长。社会上不但系出“名门”的女孩更倾向于本阶层内部通婚，就连出身卑微的农家女，最起码也要嫁一个有车有房族，甚至不惜找一个比自己大十岁以上的“叔父级”老公。

历史
80年代
　　通常意义下，竞争和分层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差异，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优势，并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产品，因为这部分人凭借能力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正向的，只有竞争和创造得到了鼓励，社会才能发展，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出现过“脑体倒挂”，但总体上大学生受到很大的尊重，寒门子弟是可以通过追求文凭和知识来改变命运的。
1980年代
　　1980年代末狂热的街头政治家，让权力的拥有者彻底放弃了政治改革的打算，转而以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化来为自己寻找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随着帕累托改进模式（编按：Pareto Improvement，指不损害一方福利的条件下增加另一方的福利）的结束，权力的垄断和市场经济结合后的产物之一，就是一个阶层两极剧烈分化的，阶层之间缺乏公平流动机制的社会结构；一边是社会强势集团，另一边是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由此产生了很强的被剥夺感和反社会情绪。
21世纪
　　目前很多社会领域的选拔和竞争，都是以“纯天然禀赋”——血缘为标准。竞争者的教育背景和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中国各级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比如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前不久山东新泰市任命的一批干部也颇受争议，一些20岁出头的胜出者，不仅拿一个野鸡大学文凭，仅工作一年就被任命到要害部门的领导岗位，还无耻地向公众宣称，“能力之外都是零”！

现状
动力减弱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1]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就业歧视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

危害
　　早就有学者发出警告，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2]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拼爹游戏”、“官二代”、“贫二代”和“蚁族”都是这个身份化了的社会的产物。对于像文章开始出现的这些来自草根家庭的高学历自杀者，他们从小以来所形成的“学而优则仕”，“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和自我的优势认知，被残酷不公的现实击得粉碎，读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世界不是属于他们的，而且归根结底地不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出于对社会环境的失望和对自己前途的绝望，选择自我毁灭来获得一种终极意义的平衡。 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需要精英来担当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大任，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里的精英无法跻身社会的中高层，领导发展和变革，同时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大量把持这些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子弟，他们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

愿景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