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困境：多个人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的诡计）

囚犯困境作为博弈论中的一个基本的模型，可以解释很多与此类似的杜会现象，如寡头竞争、军备竞赛等。但是社会中的博弈往往并不止有两个参与者，这时的博弈还会出现囚徒困境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囚犯困境又称为人质困境。从两个囚犯到一群人质，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巨大冲突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来。

1956年2月1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24日，大会闭幕。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系统揭露和批评斯大林的重大错误，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报告一出，顿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很多人心里都有个疑问：你既然知道他的错误，为什么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权的时候，你不提出意见，而要在今天提出来。

后来，在党的代表会上，当赫鲁晓夫又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时，有人从听众席里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你在哪里?

可以想像，当时赫鲁晓夫是何等尴尬和难堪，回答必然要自暴其短，而如果不答，把纸条丢到一边，装做什么也收发生，那只会表明自己怯阵了，结果必然会被在场的人们看不起，丧失威信。从台下听众的一双双眼睛中，他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疑问。

赫鲁跷夫想了想，便拿起纸条，大声念出了上面的内容，然后向台下喊到：“写这张纸条的人，请你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并走到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赫鲁晓夫再重复了一遍，但台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动弹一下。

赫鲁晓夫于是淡淡地说：“好吧，就让我告诉你，当时我就坐在你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上。”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改革家赫鲁晓夫的机智和率直，而且还可以知道，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窨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做出的，因为它意味着惨重的代价。这就是人质困境。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对比一下1939年苏共第十八次大会与五年前代表大会的代表情况。五年前的2000名党代表在这次大会上还能出席的仅剩下区区35人，有1100人因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131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遭到清洗，3/5的红军将领、所有11名副国防委员、所有军区司令、最高军委会80名委员中的75名，也无一例外落得同样的下场。

这个故事像极了给猫拴铃铛的童话故事，那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拴一个铃铛，那么，它们的安全就会大有保障。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赌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拴上铃铛呢?老鼠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同样摆在人类面前：人们在直接面对威胁或损害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心理困境。

最常见的例子是：一辆长途车上的几十名乘客，面对两个持刀劫匪无计可施，任其把所有人的钱包洗劫一空。这种冷漠与软弱的报道屡见报端，对在场者的指责甚至是谩骂也充斥于各大网站。人们多用“无情”等来指责他们。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对他们的指责确实有些太过苛刻。

只要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确实很容易成功地捉住抢劫者。但是问题在于，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困难。抢劫者由于深知乘客联合起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因此必然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他们进行沟通与合作，其中包括危害首先发难的人。

有人认为，一个人基于公民道德和责任的而应采取的行为，不能掺进成本利害计算的杂质。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担当这个任务的领头人意味着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报也许是人们的感激和怀念，而且也确实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比如徐洪刚。但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显得过于沉重，沉重到并非多数人所能够承受。

这就是赫鲁晓夫要告诉大家的真理，也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需要协调和个人牺牲才能有所收获的事情，做起来可能具有人们难以想像的难度。如同童话里的那些老鼠，它们如果要去拴那个铃铛，就必须基于现实危险考虑。

有这样一个故事。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人质困境。

旅行社的中巴将于下午一点返回，可是临发车时，导游却发现还有三个人没到。一车人等到下午两点半，三个人优哉游哉地回来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司机发动了车准备出发。不料那三人转身旁若无人地钻进了路边的一个小饭馆。车上的人愤怒了：素质太差!快开车吧，太晚了不安全!可是愤怒了半天，只有一个女人独自下车前往交涉。

那女人进了饭馆，言词激烈地劝阻他们点菜，可是迟归者冷冷地反驳道：“大家都没说什么，你一个人就代表大家了？”那女人满脸通红地回到中巴上搬救兵，可是大家只是在车内嚷嚷一通，算作一种远距离的声讨。三点钟，三个迟归者吃完饭上车，中巴启动了。那女人提议，由迟归者向大家道歉。可是全体游客鸦雀无声，过了半天才有人小声说：“得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些人随声附和。那女人冷笑着自言自语：“听说当年一个日本鬼子能管中国一个县，原来我不信，现在算是信了。”

把三个缺德的游客与日本鬼子相比，看上去有些小题大做，但实际上这里面的机制是一样的，因为二者所赖以成功的东西，都是人质困境。只不过后者的威胁是明显的暴力，而前者则是人情社会中的面子。

人质困境在生活中虽然十分普遍，但其实也不是不能克服。我们来探讨一下怎样才能破解这个困局。

1945年，德国牧师马丁·尼莫勒说：“刚开始时，纳粹镇压共产主义者，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然后，他们开始迫害犹太人，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纳粹把矛头指向商业工会，我还是没说话，因为我不属于商业工会。当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时，我仍然没说话，因为我是个新教教徒。后来他们开始镇压新教教徒。可那个时候，我周围的人已经被迫害得一个不剩，没有人能为新教说话了。”

面对邪恶却明哲保身的人，最后也会成为受害者。

希特勒是怎样通过规模相对较小的力量一步步控制了包括“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商业工会、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这样一个数目不断增大的人群呢?整个德国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劫持国家机器的人面前无计可施而柬手就擒呢?不仅是在德国，在很多集权社会中的人们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就像前面所说的，只要大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就很容易取得成功。不过，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而压迫者由于深知群众的力量有多大，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人们进行沟通与合作。一旦人们不得不单独行动，希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谁该第一个采取行动?”

仅仅用道德的呼唤来让人们挺身而出与邪恶作斗争是不现实的，而且，要任何一个人在人质困境中首先采取行动并独自承担报复的后果都是不公平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能把斗争的代价和风险降到最低，并能把人们从人质困境中解救出来?

《北京晚报》报道，在该报与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于2004年举办的“我为反扒支一招”活动中，“短信报警”这一建议荣获一等奖。实际上在此之前，南京公安局已经推出了短信提醒服务，还将开通短信报警。

在犯罪分子制造的人质困境之中，报警者可能遭到犯罪分子的报复。那么相应的对策，也就应该从减轻报警者可能遭到的报复和提高报警的回报两方面着手。短信报警能在提大程度上帮助报警者摆脱报复的困境。

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短信报警最大的优点在于其隐秘性，使人们能在不动声色、不惊动他人的情况下报警，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犯罪分子直接冲突。短信报警的匿名特征也使得报警者没有后顾之忧，从而降低了对遭到报复的预期。

我们通过对短信报警的考察，再来回顾德国纳粹的例子，似乎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假设。如果互联网早出现七八十年，也许可以为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提供一个风险较小的沟通平台，能够把自己从集权的劫持中拯救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