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密码破译之父在华的谍报战

　　赫伯特·雅德礼，美国国家安全局前身军情八处及“美国密室”创始人，抗战时中国秘密战线第一外援，这位美国密码破译之父曾于1938年受戴笠之聘，组建对日密码破译机关“中国密室”，在对日谍战中非常活跃，赫伯特·雅德礼在他的《民国密码战——美国破译之父在华历险记》一书中曾详叙了他在中国的谍报战，海外通讯社报道了一场他活捉发报的日本间谍的经常谍战，以下为原文：

　　汪精卫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市遭暗杀逃脱，但其秘书及另外三人受伤。枪手逃去无踪。

　　看了这条消息，我不禁想，不知枪手有没有用我的消声器。

　　春天的到来和日渐晴朗的天空，意味着日本人的轰炸机不久将要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寻找每天给汉口发气象电报的间谍。日本人的轰炸机大多从汉口起飞。我们不断地截获此人拍发的无线电密码，每天三次：早上6点、中午12点和晚上6点。我们将截获的密电与实际天气作比较，分析云幕高度、能见度、气温、露点、风速和类似的数据，基本推算出了他的编密码方式。虽然我们已确定他在南岸，却还没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笨驴”在华南有一个简易的无线电设备厂，勉强组装了几台设备，包括信号定位仪。定位仪是个简单设备，上面有调节盘，一个可以将声音传到耳筒的静音话筒，和一个类似指南针那样的指针，指向声音发出的方向。这种仪器用在长波信号时非常准确，但是在确定短波信号的发射时就不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间谍们通常都使用短波。

　　为了不要太惹人注目，我让军统的杂工用轿子抬我们到南山的第一岭和第二岭转悠。这么做，就可以将仪器轻松地藏在轿子里。到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把范围缩小到南温泉附近了。那是长江南边的一个自然温泉地带，特权阶层经常到此泡温泉和游泳。

　　负责早上6点那一轮搜索的人员包围了一间简陋木屋。小屋坐落在离小镇几百码的一个山坡上。我被叫去用我的航空定位仪确认他们的仪表上的读数。我是开车去的，摆渡过江，到达时正好赶上中午的一轮发报。每一个操作员由一个持枪士兵守卫。中午时，如果我仪器的读数和他们的一致，士兵们就会匍匐前进，向小屋里的人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

　　我和吴翻译、日语翻译、一个士兵躲到了佛塔边的一棵松树后面，从那里可以看到小屋。“笨驴”则躲得不见了踪影。12点整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十七千赫的电波信号。我的定位仪几乎直指小屋。吴和我站起身，朝前溜达，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表示收网。尽管我已下令不要开枪，我的卫兵还是朝小屋窗口里闪过的人影开了火。电报未发完就中断了。显然，间谍发现了我们后惊觉了。

　　我在向吴翻译解释面临的情况，那个卫兵突然从隐蔽处窜了出来，朝着小屋冲去，一边射击。

　　“别杀了那个日本人!”我朝吴喊道，挥手示意他跟着我。

　　日本间谍转到小屋的另一个窗口朝外开枪，大家朝他还击。还好，双方的枪法都很臭，没有人被击中。那日本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没怎么反抗就给擒获了。

　　我的车停在四分之一英里外。我对吴说：“我去搜查屋子，你赶紧把日本人带到车里。”

　　我匆忙搜查了一下小屋，发现了一个比雪茄盒还小的发射器，几个干电池。土灶里残留着一些纸灰，估计是焚毁的密电码。我们在俘虏身上还找到了一套测量气候的工具——罗盘、无液气压计、空气湿度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们把吓坏了的日本间谍带到军统医生那儿。在我的指导下，日语翻译曾福开始审问间谍。但他惊吓过度，说不出话。吴翻译见他不说日语，就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交替问他。他显然能听懂，却拒不开口，一味摇头。

　　我把吴和医生拉到一边。“准备一点阿美托钠，”我说，“他会开口的。”

　　医生咧嘴笑道：“我看，别想把针头插进这小日本鬼子身上。”

　　我叫来曾福和卫兵，让吴翻译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三人听了，埋头磋商了一阵。

　　“他们怎么说?”我问吴。

　　“他们说没问题了。”

　　当我从隔壁房间回来时，犯人正在静睡。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强制他就范了。医生还在咧着嘴笑，曾福则用冷毛巾擦着汗。随后，我把问题告诉吴翻译，由他翻译给曾福，然后再由曾福向犯人提问。犯人的回答也通过同样繁复的渠道反馈回来。

　　一开始，即使在阿美托钠的影响下，又面临严重的惩罚，犯人还是忸怩推诿。他假装听不懂日语，只用本地的方言作答。我们顺着这点追问时，他又假装自己是中国间谍，后又改口说自己是日本人的叛逃者。但经过两小时的审问，将他的答案汇总分析后，终于清楚他是在夜晚乘侦察机跳伞潜入重庆的，随身带着发报器和其他仪器。他一身典型的苦力打扮——草鞋、脏草帽、掉色的蓝裤子和肮脏的棉褂。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千元中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