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 李开复观点

1999年，世纪之末的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从经济的层面上去看，中国与美国正式签署WTO双边协议，算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工业企业的老板，还是外商企业的代表，人们无不憧憬着这一协议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所带来的商业机遇。
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财富500家论坛的成功举行给企业界更多的启示、信心和梦想，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交易会让信息产业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许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呆在北京的缘故，我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里人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关村离硅谷有多远？中关村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align=left]两个不同的结论[/align]
用现有的事实和数据简单地进行比较，人们似乎已经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
结论一：中关村成为硅谷为期不远。
硅谷有两所著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中关村有北大和清华；
硅谷是工程师的乐园，中关村也是工程师的聚集地；
硅谷有Intel、HP等一批美国知名的高科技企业，中关村有联想、方正等著名企业；
硅谷以科技见长，尤其是信息产业，而中关村则是电子一条街。
结论二：中关村离硅谷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硅谷的HP、Intel、Cisco等一批企业的市值，是许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无法比拟的，而联想、方正每年的营销收入和纯利润以及市值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硅谷是地地道道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中关村还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产业群体；
硅谷有一整套的研发系统，风险投资自成体系，而中关村还主要是一个信息产品的集散地，一个信息产品的贸易中心、销售中心、市场中心。
在我看来，上述两个结论的前提都是事实，一些说法无疑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关村和硅谷之间在文化、人才、创新方式、投资机制、学校参与等很多方面的巨大的差别。别忘了，连美国东部都没能学成硅谷，所以想效法硅谷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彻底理解硅谷的文化、机制。
今天，网络产业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机会。它使得我们能够在较少的资本状况下，创造出新的产业机会。到目前为止，政府已在资金、上市等方面为中关村提供了很多优越的条件。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有1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把目标对准中关村以及中关村的企业，而中关村的企业也已可以在香港或美国的股市上市。也许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有一个二级市场。正如国内著名企业家段永基所说，中关村在这方面有很多有利的发展条件。
今天，我自认为已经成为中关村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而在一年半前，我也曾经作为硅谷的一员，在硅谷的典型代表Apple公司工作了六年，之后，又在SGI公司工作了两年。 并先后担任过这两个企业的副总裁。在这期间，我也曾试图开start-up公司，曾收购start-up公司，曾投资start-up公司，曾参与风险投资。在两个地点和不同领域的工作经验和感受，使我对于中关村发展这一主题有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如果要就这个主题发表观点，得出一个结论，对我来说，就如同做研究一样，需要比较、分析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希望下文中的一些想法能够给中关村的管理者、中关村企业的老总们一些借鉴。
硅谷文化 追逐市场
硅谷在国人的眼中，首先是其技术优势，于是人们马上就想到如果中关村也具有足够多的科技，那么也就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其实，硅谷的科技十分发达，这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硅谷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它的技术，而是所谓的“硅谷文化”。而这种文化的第一特点是一种追逐市场创新的文化。
今天，创新是中国传媒中重复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硅谷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当然也缺少不了创新。但它的创新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即为市场创新，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其实，目前有许多十分成功的公司，并不拥有什么很高深的科技，但也被称为创新的成功体。像Yahoo！，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创新。杨致远当年就是网上的玩家，他只是对网上内容做了一个内容分类。后来雇用了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做CEO才决定要做门户网站；再进一步进军电子商务，才发掘了其市场价值之所在，从而衍生出一个巨大的企业（Yahoo!的市场价值超过一千亿美元，是技术起家的Compaq和DEC合并后的两倍）。无疑，技术的创新可以产生高附加值。但不一定没有高科技就不能创造价值。硅谷的人们更大程度地追求市场价值，追求市场占有率，高科技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如果一种商业形式、一种方法能够占有市场，他们就勇敢地去尝试。硅谷的人们认识到应该为了开发更广阔的市场去作相应的研究，而不是为了某项研究成果去开发市场。在美国，有着众多玄而又玄的科技，但不被认可，因为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几年内，没有任何市场价值。所以，创新并不一定要依赖高科技。
在硅谷，有些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已不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市场接受了，技术就得到了承认；市场不接受，再奇妙的技术也不名一文。六年前，苹果公司的Newton PDA技术刚问世时，如同信息产业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带来了一阵手写输入的狂热。但是，一年后，Newton 没有得到任何市场的认可，造成整个PDA产品类几乎绝迹。直到两、三年前，Palm Pilot 和 Windows CE做出市场认可的产品。它们并没有高科技的手写输入，但是满足了用户所需要的电子邮件、日历、记事本、浏览器等功能。这样，在满足了市场需求之后，PDA才又复活。市场是一切技术的试金石，只有不适应市场的技术，没有不适应技术的市场。所以，在中关村，有时人们瞄准某一个技术作大量的开发，但由于忽略了市场，最终的产品还是不能为市场所接受。中关村时常有人抱怨，别人那个产品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但却被市场接受，而自己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则只能被较小的市场和特别市场所接受。其实他应该认识到，这时候技术含量高已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市场创新的重要，在硅谷，企业必须由能够把握市场的企业家来管理。
不久前，中国的传媒曾就中关村一些企业的高层人事变动提出过一个问题，即企业是技术家的企业，还是企业家的企业？在硅谷，没有人会认为一个技术家应该持续地管理一个企业。往往，一个企业经过每一个阶段，需要不同的领导人与方式。Microsoft的Bill Gates是一个技术天才，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是一个几乎独一无二的例外。
在中关村，这些观念并没有被接受，似乎不强调科技，就是不重视科技。于是，人们做一些盲目的研发，而忽视市场需求，我认为中关村要成为下一个硅谷，对市场和用户需求的执着追求是第一位的。
硅谷之宝：人才与人际网
如果硅谷公司追逐的目标是市场，那么硅谷公司的财富就是它的人才，硅谷公司的武器则是它的人际网。
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里，一个有才华的人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个一般的人。一个象微软David Cutler的技术家，可以策划、完成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工程：Windows2000。一个象亚马逊Jeff Bezos的销售专家，可以通过经营一个网站，带来销售形式上的革命。一个象美国在线Steve Case的市场专家，可以彻底了解消费者的心态，进一步获得他们的忠心。一个象比尔Ÿ 盖茨的战略家，可以在Internet产品落后的情况下，迅速的改变公司方向，反败为胜。一个象苹果公司Steve Jobs的领导者，可以扭转公司萎靡的士气，恢复过去的辉煌。毫无疑问，这些有才华的人是他们公司最大的宝藏。
所以，硅谷企业的一大特色，是员工都是企业的主人，每个员工都拥有公司的认股权，这在美国大公司内并不多见（微软则是一个突出的例外）。象IBM这样的大公司，企业内大多数员工是没有认股权的，但硅谷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小公司，股权概念都十分清晰。硅谷的公司认清了最重要的资产是人，而不是资金。
另外，硅谷的人有一套特殊的价值观。他们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创新和冒险。SGI公司的创始人Jim Clark，在SGI取得成功之后，就离开去开创了Netscape；在Netscape成功上市之后，他又再度离开并先后创办了另外三家公司。他一生对管理一个事业的兴趣，远远比不上他去开创一个新事业的兴趣；他对个人发财的兴趣，远远比不上他希望对社会创造财富的兴趣；他对管理众多员工的兴趣，远远比不上他希望他所做的一切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兴趣。正是为了这些梦想，硅谷的很多人会在成为百万富翁后，依然勤奋地工作。因为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硅谷在鼓励冒险的同时，也鼓励失败。而一个创业家，每次失败后，新的创业价值就会更高，许多企业都是在不断的失败中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体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这些成功的、冒险的、创业的人都有着庞大的“人际网”。 这一点构成了“硅谷文化”的最大特色。硅谷是世界上“跳槽率”最高的地区，其开明的意识、开放的环境、活跃的人才流动使得人们有机会学到更多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并建立起各自广泛的人际网络。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人际网”，使得在硅谷的创业者能够迅速的得到所需要的资金、找到运作方面的合作伙伴及建立一个可信任的及有默契的领导班子。 有位教授曾就硅谷和波士顿地区做了一个比较，发现两地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些“人际网”。在波士顿的人只对自己的工作、公司有兴趣，不刻意增加自己的人际网或知识面。他们在一个公司工作十多年，失去了创业所需的机遇和斗志，失去了管理所需的知识面和魄力。
风险投资公司的角色
中国的风险投资热始于一九九八年，到现在为止，已有1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投资。然而，与硅谷不一样的是，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是政策性风险投资公司，而不是商业性风险投资公司，区别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最看重的是技术。此外，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提供的是资金。这与硅谷的作风截然不同。
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称得上是世界上服务最完备的。风险投资公司除了提供资金，也提供企业政策咨询，甚至包括从员工持股权到企业管理结构等方面的咨询。风险投资公司还会帮助企业推荐董事及员工（也会要求更换公司的领导队伍）。一个好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利用它的人际网，迅速地帮助一个小公司建立起它的领导队伍、行销渠道、市场占有率和它自己的一个人际网。
在硅谷，有非常充裕的资金，所以一个好的小公司，可能有数十个风险投资公司排队等着投资。而对这个小公司来说，他要挑的不是资金最多的或控股最少的风险投资公司，而是那个“服务最完备的”。甚至可以说，最好的风险投资公司是用它的服务和信誉，来换取一个高投资回报率的机会。
硅谷的风险投资专家最重视的是人，其次才是市场。所以，在决定投资一个项目前，他们会考虑这些人的能力、意志、敬业精神、想象力以及个人活动能力。对于他们过去的失败经历，只要人是出色的，那完全可以成为正面的学习经验和教训。同时，被投资者也学习了风险投资的全部过程。当他们取得成功后（如前面提到的Jim Clark），也开始做风险投资，形成了一个投资的良性循环。
从中关村来看，人们更多考虑的是融资，往往只为了得到资金，而不考虑其它因素，经营的人仍是技术家，没有市场的概念，没有急于赚钱的冲动。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方式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而不能为企业的创新带来更多好处，容易导致失败。
大学在高科技发展中的角色
提起硅谷，人们就想到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就如同北大和清华一样。硅谷的许多大企业家，都来自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甚至目前依然是这两所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为MBA学生提供最直接的管理经验。但有一点是不一样的，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办公司，硅谷也不例外。大学主要的责任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提供技术，绝对没有一家去办企业，更不会强迫学者成为企业家。
硅谷的大学鼓励教师和学生创办企业。如果一位教授去创业，他可以停薪留职，企业成功了，他可能就干下去了；创业失败了，他可能还回学校教书。而中国的大学则不一样，学校开了许多公司，公司下面又生了许多分公司和子公司。学校要为企业的职员提供住房、申请职称，要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输送管理人员，要为企业上市申请政府指标，要为企业提供地皮。企业挣钱了，大家都好，学校也能分一些；企业状况不好，学校的官员可要操心了。甚至企业内部和外部发生矛盾，学校的主要官员都要成为法官、调解人或仲裁者。更重要的一点是学校下的企业没有应有的创业心态，成功不会带来财富，失败也不会带来失业，因为学校总得养着他，没有主人翁感和紧迫感。不一而论，这与硅谷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硅谷，如果大学的有些成果由某些教授带了出去，他只需与学校讨论一个合理的价格，或者给学校一些公司的股份用于购买知识产权。企业发达了，学校可以挣一些钱；企业失败了，与学校毫无关系。
从长远来看，今天国内的大学创办了如此多的公司，计算一下学校为这些公司提供的地皮、各方面资源和必须承担的债务，学校是否能挣到钱是一个问号。当然，中国的大学在许多方面与美国不一样，也许他们办公司有他们不得已的原因或特别的道理，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学校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培养人才，以及为企业输送人才。而公司应该自生自灭，不应该寄生在学校的资产和荣誉之下。
总结 
许多海外的人才回国创业，有些人本身就在硅谷学习、生活和工作过。北大、清华等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有助于中关村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看，中国人不怕风险和创业的精神远远超过日本人，无论是柳传志二十万元起家开创联想，还是王选教授的激光汉字排版技术占领全球华人市场，都是这些创业史上的典型故事。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是一位从中国大陆留学美国并且在美国已卓有成就的美籍华人，他有一个六岁的女儿，有一天女儿对他说，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我现在是美国人，我可不可以改成中国人。尽管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中国发展的历史潮流是无人可以阻挡的。我们不能总是把精力放在计划和口头上，我们要做更多的实事，包括一整套卓有成效的人才政策，鼓励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创业；给外资企业更多的机会；鼓励功成身退的企业家；创造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形成公平的游戏规则；创造强有力的社会创业环境。那剩下来的事，就是我们全力以赴了。
我认为中关村可以成为下一个硅谷，而中关村也不必处处模仿硅谷。但是我们必须理解，硅谷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奇迹。 想重复奇迹，必须深入理解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这点做到了，我们才有自信可以把中关村做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