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

  
第二章        

 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有：（1）国际恐怖主义；（2）民族、种族冲突和领土争端；（3）地球环境灾变；（4）人口、资源、贫困问题。这些所谓的全球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就其空间范围讲，不是各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具有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就其严重程度来讲，它不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一般问题，而是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相当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其解决的方式而言，全球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依靠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而必须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具有全球的协调一致性和相互合作性。
 
§3.1  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组织正在谋求或已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种最致命的组合。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如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对东京地铁等多个目标发动的“沙林”毒气袭击。如2001年10月，发生在美国的炭疽邮件恐怖袭击。美联邦调查局粉碎了“基地”组织用放射性武器（脏弹）袭击美国的计划。1992以来，已发现6起从前苏联地区走私浓缩铀和钚的案件。1998年，在莫斯科公园曾发现一起人为的放置放射性物质事件。2001年10月10日，土耳其海关人员在与叙利亚毗邻的边界截获一辆运有500公斤氰化钠剧毒品的卡车。笔者怀疑前几年发生在英国“口蹄疫”事件和美国的“西尼罗河病毒”事件，也是国际恐怖组织所为，因为如果是普通疫情，不可能是“多点源”的，即在很多地方同时爆发疫情。最为可怕的是，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国际恐怖组织必将最终获得“基因武器”（估计在3－10年之内）。由于现代国际交通便捷，他们对某国发动袭击，转基因病毒将从某国迅速扩散到全球，面对这种无药可治的“转基因病毒”，地球上97.4%的人口将因此死亡。被邪恶、魔鬼控制的恐怖分子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们连自已的生命都可以不要，哪会爱惜别人的生命。从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现状看，无论是在欧洲、前苏联地区，还是在亚洲或北美，许多活跃的恐怖组织都有自身的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相关联系。但如果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些组织是在利用民族与宗教问题作为其生存发展的旗帜。恐怖组织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宗教极端思潮为纽带，恐怖活动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危害不断扩大。在冷战后，对国际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极端社会思潮还是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民族分裂势力接过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某些理论并作极端化的解释形成一种民族分裂主义怪论，其核心是不分时间与空间，绝对化地强调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已独立的民族国家。一些恐怖组织常常用“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等民族主义理论，为其分裂主权国家的恐怖活动辩解。这些组织不顾历史形成的现状，将本民族的利益凌架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不断诉诸暴力恐怖手段，企图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这不仅破坏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损害该国其它民族的利益，也不利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流派特指鼓吹可以对某些宗教教义作无限扩大化解释、极端化宣传的思潮。许多宗教极端势力正是利用宗教极端主义，诱使虔诚的信徒们从事恐怖活动。极端民族主义一旦与宗教极端主义结合，绝大多数势必发展成为恐怖主义。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大多以“实现民族独立或高度自治”为目标、以复兴宗教为外衣、肆无忌弹地行恐怖暴力活动之实的主因，且已被国内外恐怖主义活动的事实所证明。正如有专家所言，不少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往往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它们一般是依靠并借助于宗教传统、宗教意识发展壮大，其口号更具号召力、更富煽动性，其活动也更加残酷、更具破坏力。 §3.2  民族、种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
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国际（国内）恐怖主义的最主要根源。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一些正面意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反面角色展现在世人面前，如造成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民族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走向极端，因此那些在国家或社会竞争中失利的民族很容易产生盲目的排外思想，甚至敌视主流社会，而他们的经济、军事力量远不及主流国家或主流社会，因此就采用不对称的各类恐怖袭击，希望通过恐怖手段达到某些目的。“归根到底，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所在的族群的偏爱，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当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这种狭隘意识就与时代潮流越来越不相称，这时的“团体”意识必须从“民族”级提升到“人类”级，保护全人类的利益就是保护自身的利益，因为我们同处一个地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同样受到环境灾变和病毒等微生物的威胁。要消灭国际恐怖主义，必须根除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而“宇宙主义”正是化解之道。“民族主义”已经呈现贬义化的倾向，如“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等反复出现，以及“民族主义”的内护性和排外性与全球化和现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愿望相矛盾等因素，不免走向贬义化。当今世界哪里是民族主义热点地区，哪里就是麻烦、混乱、冲突或战火纷飞之地。如前南斯拉夫和科索沃民族问题、西班牙“埃塔”组织运动、法国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俄罗斯车臣问题、非洲大湖地区的部族仇杀、库尔德独立运动、塞浦路斯民族纷争、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问题、菲律宾棉兰佬岛问题，泛突厥主义问题、中亚极端民族主义问题、加拿大魁北克法裔民族独立问题、墨西哥“萨帕塔”解放军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热点问题无不和“民族主义”有关，有的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对国际社会来说，既不希望这些问题走向悲剧化，也不愿意看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在逻辑上，“民族主义”是一个母概念，而“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等都是其下面的子概念。从外延上讲，“民族主义”这个母概念的外延是其众多子概念的总和；从内涵上说，母概念的性质受到其所有子概念的综合影响，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所有子概念的性质综合影响着“民族主义”这个母概念的性质。从“民族主义”的概念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强调本民族的利益，这里把它叫做“民族主义”的“内护性”。这使得“民族主义”就像一个无形的护罩，护罩里面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护置外面就是外界的影响和要求。回顾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原始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部族，最后到现代民族，各个群体无不强调各自的利益，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各民族国家的联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紧密，全球化日趋明显，这就要求各民族国家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互惠互让、广泛合作，成为新时期鲜明的特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双边和多边国际性问题不断增多，这更要求各民族国家的合作。反过来，假若哪个民族国家十分执着地坚持本方的最大利益，企望实现自己的“最佳方案”，并且达到了超过其它民族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可以想象获得有关国际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种“执着”的行为经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行为，但在实际上往往因为阻碍了国际问题的解决，而被认为是问题的症结。这在多边关系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的“内护性”还只是一种防守型民族主义的话，那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应是最有明显的进攻性，甚至有着巨大的破坏性。像许多类型的民族主义，如“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等等，都具有明显的排外性和进攻性。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如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不仅具有排外性，而且这种排外性已经达到了狂热化的程度，对地区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中东和中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和宗教民族主义组织，许多都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拥戴一位哈里发，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为此，他们采取了诸多手段，包括恐怖主义活动来达到目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将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在土耳其、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各国、中国和伊朗、阿富汗等地建立“大突厥斯坦”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势力。所谓的“东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几种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都具有强烈和狂热的“排外性”。由于他们极大地威胁到有关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而且因为经常采取恐怖活动，因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一起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为“三股恶势力”，“东突”也已被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至于“种族民族主义”和“部族民族主义”，如德国纳粹和发生在非洲大湖地区的民族大仇杀，其排外性更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的“排外性”经常和人类维护和平现状的和平是一对矛盾，而这种矛盾使得“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含有了贬义化的色彩。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民族问题将日趋政治化、复杂化和长期化，再加上“民族自决权”在许多地方的滥用以及某些势力的从中作梗，民族冲突发生的危险性仍将长期存在并有加剧的可能。伦敦防务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专家预测“民族冲突最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政治问题。民族自决的教义作为20世纪的典型教义之一，将成为21世纪的咒语”；就连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也曾惊呼“民族冲突成了新时代的核炸弹。”二、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
尽管种族本身是一个自然科学范畴，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民族有着截然区别，然而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的种族问题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种族主义自然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动丑陋的民族主义。世界上的每个人在语言文化意义上都作为各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同时又因体质特殊的差异而属于一定的人种，即种族。种族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种族是人类历史早期形成的、具有区别于其它人群的遗传体质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它是生物学、人种学的范畴，是根据人们的皮肤颜色、头发形状与颜色、眼、鼻、唇的形状以及体格、血型等生理、生化性质而划分的。人类分为四大种族，即欧罗巴种族（或称欧亚人种、白种人）、蒙古种族（或称亚美人种、黄种人）、尼格罗种族（或称黑色人种）和澳大利亚种族（或称棕色人种），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后两种种族共性较多，而将它们合称为尼格罗一澳大利亚种族（或称赤道人种）。从旧石器时代到现代，各大种族之间由于频繁的迁徙交往与血缘的混合，一直在不断发生着新的分化和组织，结果产生了人种下面的各支系（或称小种族）和在支系之下的更小的种族（或称次列种族），以及各大种族之间一些过渡性的种族类型，以致今天世界上分布着两百种以上的大大小小的“种族集团”，他们之间互相凭借着一系列中间类型，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而彼此联系，绝对纯粹的种族当今根本不存在。虽然这些种族在体质特征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在生物学上却是一个统一的种，属于同一物种即智人种。一切种族决无优劣智愚之分，各人种手脚构造、躯干、语言和思维活动基本相同。尽管根据人种特征总的进化过程，我们可以说，某一人种的某些体质特征比较原始或进步，但每一人种往往同时存在某些比较原始和另一些比较进步的特征。因而片面抓住某一人种的某些比较原始或进步的特征，来作为判断种族优劣的依据，自然是荒谬无稽的。同时人类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实，一切种族和民族都同样能够创造优秀的文化财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整个人类文明均作出各自独特的贡献。作为种族特质的肤色、发型、面容、毛发等外部遗传生理特征并不在根本上影响人们的劳动、思维、学习和创造能力。随着具有同一起源、共同本质特征的各种族、种族集团相互间的融合逐渐增多，彼此间的种族界线自然也越来越模糊，所以种族主义理论是极其荒谬的。尽管人类社会至今仍未完全摆脱种族主义的困扰，但人类正义和进步力量在与种族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政权或合法组织敢于公然声称支持种族主义，或者公然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近年来在某些国家出现的排外、仇外和种族暴力事件、新纳粹主义分子活动猖獗的事件，以及时有所闻的各种种族冲突和仇杀事件，都说明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严峻性和现实紧迫性。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所表现出的国家裂变、领土争端、地区冲突、部族仇杀、种族排斥、宗教纷争、霸权干预等一系列现象基本上都有民族问题的背景或直接来源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20世纪末变得日益突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历史上频繁发生种族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在近半个世纪的“休眠”状态之后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起因是国家裂变导致国家衰竭，昔日被两极对抗所抑制和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全部喷发出来。如车臣的极端分离主义势力利用前苏联解体，在国际分裂势力的支持下，煽动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情绪，先后于1994年12月和1999年9月与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围绕纳戈尔塔～卡拉巴赫领土归属引发的冲突；格鲁吉亚国内围绕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独立问题导致的冲突；北奥塞梯共和国与印古什共和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冲突；1991～1992年的克罗地亚内战；1992～1995年的波黑内战；1998～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等等。非洲族际冲突与中东欧国家的种族冲突不同，非洲族际冲突具有层次多、内涵广、复杂化、烈度大、时间长等特点，具体表现为种族、民族、部族和氏族四个不同层面。在苏丹，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的种族冲突；在尼日利亚，是豪萨～富拉尼人和约鲁巴人、伊博人三个民族的冲突；在绝大部分国家，则表现为部族冲突。例如，乍得南部萨拉人与北部图布人的部族冲突；在索马里，族际冲突主要表现为部族或氏族间的斗争。在安哥拉，是奥文本杜人和姆本杜人的冲突；在卢旺达，是部落间的大仇杀；在布隆迪，是部族对异族的屠杀。德国《明星》杂志称这种杀戮是向愚昧、野蛮世界的倒退。在中东，阿以冲突不断升级，冲突完全演变成强者与弱者的武力对话。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与希腊族的分裂形势更加严重。在南亚，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冲突变得异常尖锐，并伴有印巴之间的核对抗。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同政府军的冲突难以停止。在东南亚，东帝汶的独立运动引发了印尼大规模的教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些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历史遗存问题的冲突和教派冲突，是集民族、宗教和领土为一体的冲突。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弱化现象、消除贫困，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其根本出路是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国内的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大环境，多民族的内聚力才可能集中到民族国家的济发展轨道上来。三、领土（领海）争端

为夺取领土（领海）并在其中产生的经济价值，与双方长期争战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相比，是不成比例的。现代军事装备的杀伤力、破坏性越来越大，用战争解决两国领土（领海）争端，从经济学角度讲显得越来越不划算。而且领土、边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世界各国在每个朝代或时期的领土、边界都有所不同，为这些变动的边界领土而发动战争，不仅愚蠢，简直就是将人民送去当炮灰，是在犯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罪”。如果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当事国，都能心平气和好好商谈，由有影响的国际组织或强国、大国从中调解，如果在领土（领海）归属问题上实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搁置领土归属问题，商议如何共同开发，在有争议的领土上设立边贸区、经济开发区，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或者共同投资开发当地矿产等资源，两国共同受益，将原来的“火药桶”变成“聚宝盆”，使热点难点问题变成促进两国亲密交往的纽带。同时通过国际立法，将那些战争贩子绳之以法，使后来者戒。 §3.3  如何根除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是宗教冲突，民族、种族冲突，文化、文明间冲突，国家间冲突，领土争端中矛盾激化时的极端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指的“领土争端”有两层含义，一是国与国之间领土领海争端，二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种族间的土地争端。如某民族希望通过民族自决，成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因此，要彻底根除国际恐怖主义必须从源头上入手，反恐要标本兼治，笔者提出的“宇宙主义”能从根本上逐步消除全世界的宗教冲突，文化、文明间冲突，国家间冲突，民族、种族冲突，领土争端，也就使国际恐怖主义失去生存土壤，同时，“宇宙主义”倡导全人类团结发展，逐步消除贫穷，也就消除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另一个诱发因素。 §3.4  地球环境灾变

自地球诞生以来，它就以其自身的规律造就并主宰着地球上的生灵。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影响并改造着地球环境，逐渐成为地球环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今天，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已从罗马时期的局部影响步入了全球影响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使得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气候异常、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等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涉及地球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可居住性问题。认识并预言地球环境的变化，是世界科学家们面临的严重挑战。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和环境，因而人类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地球的演变和太阳对地球环境的影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地球演变的主要因素源于自然变化，如日、地间距离变化，大气和海洋湍流，大陆板块漂移、造山运动、火山爆发、冰川伸缩，以及河流变动等过程。但是，在几个世代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却对全球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无论如何，人类自身变成了地球系统的一部分，并且直接成为全球变化的影响力。人类的能源生产、集约农业和强化技术已经改变了地球的反射率，改变了土壤和水体的组成、大气化学成分、森林面积，以至全球生态系统平衡。这样，当前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已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虽然人类的起源只是近百万年的事，然而它的出现却对地球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类在生物进化的自然竞争中，已开始影响到局部环境。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学会了更多的技能，他们的活动已逐渐对整个地球环境构成影响，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又一扰动因素。致使出现土地荒漠化、“温室效应”与全球增暖、臭氧屏蔽的破坏、森林锐减和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繁演的全球问题。一、“温室效应”与全球增暖
化石燃料的燃烧，森林的破坏及其它工业活动，使得大气化学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连续30年的测量表明，大气中CO2的含量以每年0.4％的速率递增，按现有的绝大多数气候模型估计，在不太远的将来可能使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这样的温度变化可以和最近一次冰期以来18000a间的温度变化相比拟。而对湖泊中花粉和海底深游生物骨骼沉积物的考察表明，全球范围这样的温度变化，必然导致全球陆地植被类型和海洋生物物种分布的显著改变，而这又必然反过来影响全球气候。应该指出，除了CO2以外，导致温室效应的痕量气体还有甲烷（CH4）、氯氟烃、一氧化二氮（N2O）等。它们在大气中的含量虽微，但增温效应强（如氯氟烃浓度仅为CO2的百万分之一，增温作用却为CO2的1/4；CH4浓度仅为CO2的0.5％，增温作用却为CO2的1/3），增长率高（如CH4年增长率为1.0%，而CO2年增长率为0.4％），作用时间长（如N2O增温作用虽然只有CO2的1/12，但它在大气中的寿命为CO2的7～10倍），因而引起的效应相当可观（大致与CO2相当）。这些气体含量的增加，亦起因于人类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此外，其它温室气体如CH4、N2O等，浓度也在明显增加。而且人类活动还向大气排入了一些新的温室气体，如氯氟烃等，尽管它们在大气中的含量很低，但由于其年增长率高，温室效应强（GWP值大）而倍受人们重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必然导致温室效应增强，从而有可能引起全球增暖。观测表明，1880年以来北半球地面平均温度升高了约0.3～0.6℃。虽然目前还不能识别这一全球增暖现象中温室气体的贡献有多大，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大气中增强了的“温室效应”对全球平均温度的增加是有促进作用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排放的CO2、CH4和N2O等温室气体逐年增加，温室气体能无阻挡地让太阳的短波辐射射向地球，并部分吸收地球向外发射的长波辐射，使整个地球成为宠大的“温室”，使“温室”的气温上升。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大约100多万个观察记录证明，全球平均气温确实增高了。尤其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变暖的速度很快，全球平均气温增加了0.5℃。据测算，到2030年将上升2.08℃。由于全球变暖，1880～1980年观察到的平均海平面上升了14cm。以1980年海平面为基准，2050年海平面将上升30~50cm。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将对全球的生态环境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干旱区更为干旱，多雨区更多洪涝；海平面将以6cm/10a的速度上升，海水盐度变小，岛国难以生存，地势低洼的沿海区域将被淹没；海水污染淡水，地下水污染加剧；全球干旱频率增大，中纬度地区更为干旱、酷热，森林失火，湖泊干涸，水资源更为紧张；土壤盐渍化和沙漠化加剧。1990年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若温室效应等于CO2的加倍，则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1~2℃；由于气候的区域性差异，陆地比海洋增温快，南欧和北美比全球平均增温幅度大；夏季降水和土壤湿度减小，亚洲季风将加强；海平面将升高20cm左右。这将给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巨大影响。因此，“温室效应”问题成了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二、臭氧屏蔽的破坏
臭氧(O3)是氧的衍生物。自然大气中有微量的臭氧存在，其浓度是随高度变化的。平流层（距地平20~25km的大气层）臭氧浓度最大。分布于同温层中的臭氧吸收了太阳光中99％的对地球生物圈有极大伤害作用的高能紫外线。测量表明，1978～1987年，全球臭氧浓度平均降低了3.4%~3.6%；1985年便在南极上空观测到了臭氧空洞。有证据表明，造成臭氧屏蔽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氟氯烃的光化学反应。而臭氧屏蔽的破坏，必将对地球生命系统和人类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大气层中臭氧的浓度随高度变化，平流层中距地面20~25km间的大气层臭氧浓度最大。工业革命前氯氟烃的浓度为0，现今为1×10－9。人类活动排放的含氟氯烃的物质和氮氧化合物在平流层中通过光化学反应将使臭氧减少。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北半球的臭氧减少了3％～5.5％，出现臭氧空洞。南极臭氧空洞正以每年相当于一个美国陆地面积的速度增长，不仅在南极上空，最近在北极和西藏高原上空也发现了臭氧层减薄，甚至出现臭氧空洞。预计到2014年，臭氧将减少53％以上。臭氧层出现空洞，将使地面紫外线幅射增强，皮肤癌发病率上升，还将带来幼鱼死亡率和家畜瘟疫增加，谷物减产，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影响。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涉及地球各部分、各层圈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可居住性问题。认识并预言地球环境的变化，是世界科学家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三、土地荒漠化
为获取食物，耕地面积在300a间从4亿hm2扩展至15亿hm2，耕地和牧场占陆地面积的30％以上。而另一方面，森林面积急剧减小，5000a前约为76亿hm2，1860年为55亿hm2，1975年减至26亿hm2，1986年减为23亿hm2。目前，森林正以1100万hm2/a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其直接结果是土地沙漠化。目前，沙漠面积已占陆地总面积的10％，还有43％的土地正面临沙漠化的威胁。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初步估计（IIED1987）：荒漠化威胁着4800万hm2的土地，约占世界表土面积的1/3，影响着至少8.5亿人民的生活。80年代初期，在全世界32.57亿hm2的产旱地中，约有19.86亿hm2遭到荒漠化和严重荒漠化，约占生产旱地的61％。土地荒漠化极大地改变了陆地表面的物理特征，破坏了地表辐射收支平衡，诱发气候和环境变化。而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反馈作用又将进一步影响土地荒漠化的进程，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对地球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土地荒漠化已成为又一重大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四、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口爆炸和人类活动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从多方面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许多种生物已濒临灭绝。物种分布改变以及具体物种的灭绝对人类的影响究竟如何，虽然还不十分清楚，但作为一种标志，它表明地球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场所，其可居住性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1、环境污染加剧全球每年排放进入大气层的气体，CO2为57亿t，CH4约2亿t。排放有害金属铝200万t，砷7.8万t，汞1.1万t、镉5500t，超出自然背景值的20~300倍。SO2的排放，诱发的酸雨的频度在增加，面积在扩大；空气质量严重下降，全球有8亿人生活在空气污染的城市中；江河湖海的污染日趋严重，淡水匮乏使12亿人口生活在缺水城市，14亿人口在没有废水处理设施下生活；水质污染引发的疾病死亡率已成为人体健康最主要的危害；城市垃圾、污水、船舶废物、石油和工业污染、放射性废物等大量涌入海洋，每年有200亿t污染物从河流进入海洋，约500万t垃圾被抛进海洋，在入海口处数万平方公里的臭氧层正在扩大。2、森林锐减和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正发生着严重的危机。研究表明（IIED，1987），在人类活动干扰以前，全世界约有森林和林地60亿hm2。到1954年世界森林和林地面积减少到40亿hm2，其中温带森林减少了32％～33％，热带森林减少了15％～20％。近30年来，世界森林，特别是热带森林的减少速度明显加快，平均每年减少800万hm2。中美洲由1950年的1.15亿hm2减到1983年中0.71亿hm2。非洲森林减少更快，从1950年的9.01亿hm2减至1983年的6.9亿hm2。世界森林的不断减少直接导致生物品种多样化的消失和物种灭绝。据估计，地球上曾经有5亿个物种，目前尚有500～1000万个物种，其中占压倒多数是无脊椎动物和植物（IIED，1987）。一些专家推测，当前每年消失的物种已达数千种之多。森林锐减和生物物种的大量减少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森林植被的大量减少，大大改变了碳、氮等微量元素的源、汇分布，使得微量元素在地球系统中的循环遭到破坏，并迫使其从原有的平衡态向新的平衡态过渡，从而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影响。3、淡水资源短缺据IIED提供的资料1987年，全球约140亿m3的水量中，大约有4.2亿m3淡水，约占全球水量的3％，其中约77.2％被冷储在冰盖和冰川中，22.4％是地下水和土壤水，约0.4％为湖泊、沼泽和河水。由于水循环的结果，全球水量分布极不均匀。从作物需水量的角度出发，非洲中东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美国西部，墨西哥西北部，智利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全部都是贫水区，其年蒸发量超过年降雨量。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世界用水量大幅度增加，年用水量从1990年的约4000亿m3增加到1995年的3万亿m3，增长了6.5倍。到2000年，全球淡水用量已达6万亿m3。目前，世界上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缺水，占全球陆地面积的60％，约20亿人用水紧张，10亿人得不到良好的饮用水。 §3.5  人口、资源、贫困问题

一、人口激增
在人类的长期发展历史中，由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互抵消，世界人口几千年来处于缓慢增长状况。1804年，全世界人口只有10亿。近代以来，由于死亡率不断下降，世界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目前，全球人口以每年8000万的速度增长，人口迅猛增长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特点。1927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1960年增至30亿，1974年增至40亿，1987年突破50亿，1999年10月12日达到60亿。尽管世界上少数地区的出生率近年来有些下降，但是全球性的人口爆炸仍在继续。目前，出生率最高的是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每个妇女平均生7.9个孩子；非洲妇女为5.3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妇女为2.6个；欧洲妇女为1.4个。而世界平均出生率为3.0个孩子。如果现在的出生率不大大降低，那么世界人口只有到21世纪末才能稳定下来，而到那时，世界人口将增加到120～140亿。第三世界占人口激情数额中的最大份额。最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的94％来自发展中国家。2000年，世界人口的79％生活在第三世界，而到202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3％。人口爆炸给世界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对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了耕地、森林、淡水等一系列危机，使许多人面临着饥饿和失业的威胁，有时成为诱发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二、资源短缺
资源短缺是指相对于人类需求的日益增长，包括生产资料（主要是能源）和生活资料（主要指粮食）在内的资源出现短缺问题。一方面人口在急剧增长，对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导致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由此产生、加剧着资源短缺问题。人口的急剧增长给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所谓的“能源危机”，并正在吞掉“绿色革命”所增产的粮食。赫尔曼·戴利在世界银行担任环境经济学家期间曾经指出，整个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历史性转折。他说，人类经济已从人力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时代转入“剩余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限制性因素”的历史时期，这种演变是由于世界人口从相对缺乏变得相对膨胀而引起的。在过去的200年里，地球上的人已经用掉世界矿物能源总储量的一半左右——相当于3亿年太阳辐射产生的能量。仅仅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用掉的能源就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消费掉的能源总和。总能源消费的曲线虽然在变平，但不能完全变平：人类追求发展和舒适的渴望过于强烈，现在很难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削减总的生产定额。面对传统的矿物燃料短缺的威胁，人类不得不转向开发利用非矿物能源技术。但是，非矿物能源技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大规模利用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和环境等条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于是人们纷纷求助于核能，但是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又向核能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发展总是充满了矛盾。而且，能源消耗的不平衡分布始终是一个问题。现在，工业化国家每人每年消耗的商业性能量超过7.5千瓦，而在不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消耗的能量不超过1.1千瓦。如果12太瓦（即120亿千瓦）的能量平均分配，全世界60亿人均每人就只能消耗2千瓦。在工业化国家，要求降低到这种水平是极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使用安全和持久的能源，并按今天“富裕国家”的物质标准生活，就必须有18太瓦左右非矿物和非核能源。由于这一点几乎是做不到的，在能源的使用方面，不平衡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可能持续到21世纪末。展望未来，世界能源危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能源的绝对短缺，但是要使人类能源问题不成为问题，依然存在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一，矿物原料开采的自然地理条件普遍恶化，能源的勘探、开采及远距离运输的开支大幅度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地离主要需求中心越来越远。第二，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粗放的方式来满足迅速增长的燃料需求。第三，随着能源需求范围的扩大，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第四，世界上能源供货国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地位削弱，从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就变成了交易所的商品，这一切加剧了世界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性。第五，目前的生产力和技术进步水平不利于保障用可供选择的能源，首先是用核能代替传统能源时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需求却继续增长。需求增长不仅与地球总人数增加有关，而且与大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实行广泛工业化这一新的因素密不可分。粮农组织提供的新数字显示，自1990年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只增加2.3%，而人口增长了10％。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一再发生粮食危机，饥荒竟成为头号杀手，动辄夺去千万人的生命。因此必须大力增产粮食。据该组织估计，到2025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75％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目前农业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粮食需求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彻底扭转，则今后二三十年内，短缺食品的进口量将增加好几倍。世界粮食短缺将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从根本上说，这将有助于刺激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这样做所能产生的效果却是有限的。第一，农用土壤退化。现在，世界上至少有15％的耕地不宜农用或需钜资恢复。第二，农用水资源储备减少。灌溉系统的推广在使农业大幅增产的同时，也使河床干枯和内海水位下降，从而导致水资源短缺。第三，无机肥料使用过多，采取增施肥料的办法已无法进一步提高产量。换言之，已不再具有过去几十年的“绿色革命”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优势。同样，世界上大型拖网渔船队的建立使海产品产量增产，同时也使世界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1996年11月13日至17日，186个国家的领导人云集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以此为标志，粮食问题可以说第一次被赋予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惊叫：“我们陷入危机之中。”第三世界（它已经变成粮食净进口地区）则清楚地认识到：“当前，饥饿与贫困已成为阻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构成了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会议闭幕期间，喀麦隆一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指出世界历史处在这样一种十字路口：在“少数人获利和每一个人获得粮食”之间做出选择。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虽然表明人们在克服饥饿的斗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在某些地区粮食生产也出现了严重的歉收。造成歉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府动荡、自然灾害、草原荒漠化、人口增长和贸易壁垒等，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进而提出在2015年前将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到目前人数（8.4亿）的一半。这有赖于在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大力推进采用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国际社会可谓任重而道远。三、贫困与饥荒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指出：“贫困是粮食不安全的一个主要根源，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可持续的进展是增加获得粮食机会的关键所在。冲突、恐怖主义、腐败和环境退化也使粮食不安全大大加剧。”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紧张因素不止是人口统计的曲线，在发展中国家，人口与贫困常常被称为“一对孪生兄弟”。根据世界银行保守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即年均收入不足370美元，到1990年增至10亿人。有15亿人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条件，大约20亿人没有安全饮水条件。90年代，除传统因素外，气候灾害、前苏联地区的动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又将成千上万的抛进了贫困的队伍。由于贫困，全世界有8亿人患营养不良症。1999年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表明，世界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已增至15亿，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中将有19亿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我们正在输掉与贫困之间的斗争。”严重贫困国家的数量也相应地增加了。1964年，被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国家有24个，1980年为31个，而到1990年则达42个——26年内增加了75％。1970年，只有一个国家（乍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到1980年，这样的国家达35个；而到1990年，在人口与发展的竞赛中遭到失败的国家已不下90个。从另一角度说来，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1970年至1985年期间，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从占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3.1％下降到了1.9％。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7，却生产4/5的世界产品，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20倍。相应的，这些发达国家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环保的总开支水平都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也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更表现于一国内部，有时还有两性之间。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明确把贫困定为地球的重要污染物。会议指出，由贫困产生的对生命维持系统的压力，和由工业、技术及富人过度消费造成的污染一样重要；两者都会导致基本自然资源迅速耗尽。不难想象，事实也一再表明，发展中国家过度贫困，必然导致他们过度地使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甚至导致出现内乱并波及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从而使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更为严重。与贫困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饥荒问题。饥饿和无粮食保障已波及全球，而且在一些地区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当前，34个发展中国家在粮食供应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受饥饿影响最大有非洲南部（2.1亿人）及南亚和东南亚（5.12亿人），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则有6300万人在挨饿。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世界食品和农业状况》，罗马，1998年）指出，如果说1992年至1994年世界上粮食短缺人口为8.22亿的话，那么1994年至1996年则增加到了8.28亿；发展中国家有20％的人口粮食无保障。更有甚者，世界粮食产量正在下降，而比粮食产量下降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数百万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根本无法获得粮食。目前，全世界75％以上的人口只能勉强吃饱饭，近5亿人口严重营养不良。全世界每年有41000儿童死于饥饿和有关疾病。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报告表明，预期寿命在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经常发生饥荒。在35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当中，1985年有21个国家的人均每日卡路里总量少于1965年；近10年来，115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有一半发生了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1亿多非洲人的食物严重短缺。6000多万人处于饥饿的边缘，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于艾滋病。在南亚，大约有2亿人永远生活在饥饿和疾病的阴影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饥饿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和践踏。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的紧急措施来消除饥饿。”因此，有必要积极地、最大限度地调动并利用各方面的技术和资金，其中包括减轻发展中国家外债等，以鼓励这些国家采取政策，确保食品持续供应。但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虽然随之带来了脱离社会发展进程和国家间不平等的危险，50年后的贫富差距可能比今天还大，可是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例在不断减少。1970年有1/3的人营养不良，今天这一比例已下降到20％。到2010年，还将减少12％。从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期，粮食生产可望提高2％。这看上去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忍受饥饿的国家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然而，只有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改善分配体系才会带来根本的转折。其中，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将会成为提高粮食生产的一大潜力。但是，即使取得了所有的进步，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在今后几十年内仍是人类的一大挑战。
 
四、人口问题与环境、资源、经济增长问题的紧切联系

1、人口与环境问题自然环境与人口构成了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自然环境与人口增长的作用来看，首先，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对象，从资源角度来说，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需要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两者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就是生存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成为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次，一定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平衡，如果生态失衡严重，就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再则，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劳动、生活和心理产生直接的作用，而且对人口的地理分布，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制约人口增长过程的重要因素。从人口发展对自然环境来看，首先，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改造和利用地球，从而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人类有征服地球的能力，但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的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征服地球的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一定要适应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再则，人类不惜饮鸩止渴，以环境恶化来满足自身的盲目增长，其结果必然陷入人口过度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贫困的境遇。既然世界人口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受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人类就要考虑自身发展与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依赖关系，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持和调节人口与环境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决不盲目地发展自身，要使人口的适度增长与环境保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更要注意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以防止由此带来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采伐，通过毁林造田，种植粮食，以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使一些珍贵的食物资源的植物消失，恶化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运用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掠夺性种植，或采取粗放型经营手段进行过渡性放牧，致使绿色植物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良田的土质退化，甚至沙漠化或盐碱化，从而导致耕地减少，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加剧淡水资源的污染，不少发展中国家居民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18亿人口不得不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受到疾病的威胁，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增长。由此可见，人口过度增长是构成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2、人口与资源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为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关系上。欲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粮食资源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却低于发达国家。多年来，世界粮食的基本格局一直是发达国家粮食有余，发展中国家粮食紧缺。80年代，全世界大约有数千万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目前仅非洲就有1亿多人口吃不饱肚子。可见，全球的饥民人数不断增多。长期食不果腹的人数已增至5.5亿左右，占世界总人数的11％，其中每天有4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正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日趋恶化，人均占有耕地日趋减少。据联合国报告，70年代时人均占有耕地0.37公顷，到2000年时，已下降为0.15公顷。70年代每公顷耕地需养活2.6人，到2000年则需养6.6人。可见，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人口增长过度，生产粮食的耕地因素明显恶化，导致粮食危机，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发展。人口的过度增长也促使水资源的短缺。缺水问题最突出的是中东地区。那里的人口每年平均以3％的速度增长，淡水资源的消耗也日益剧增，已使缺水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缺水状况的恶化又导致气候的反常，造成干旱周期加速和旱期延长，更加剧了水资源枯竭。专家们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势头不能遏止，中东地区数十年来开发水资源和保水工程的成果将在近30年内化为乌有。为了满足自身的增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类需要不断地开采和消耗能源。随着人口剧烈的增长，人类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其中能源矿物和金属矿物消耗量尤为巨大。本世纪初世界能源消耗量每增加1倍大约需要50年，但由于人口的膨胀，目前这段时间已缩短到15年左右。显然，能源危机与人口过度增长有着紧密的关联。总之，资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膨胀。如果人口增长过度问题不能得到控制，那么资源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将提前到来。3、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不协调，就会妨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出现的最紧迫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粮食问题等，可以说都是来源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此重要，已引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人们注意到人口增长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剧扩展，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其人口比例已占总人口的44％。随着人口的膨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大大膨胀，形成一系列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的膨胀，城区的扩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造成耕地的日趋缩小，影响到粮食生产，使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更为突出，从而制约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如，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发展中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普遍不足，造成投资的减少，使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难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经济增长乏力，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再如，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或消费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费的需要。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要花钜额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1.1亿吨左右的粮食。正因为大量资金用于现时过度增长的人口需要，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困乏的财政更加拮据，因此，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农业投资，使落后的农业经济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粮食危机。总起来说，人口增长过快将进一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也将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的差距。五、生态主义和后物质主义
正如生态问题将全球联系起来一样，全球化也将生态问题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视野中来，按照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998年10月1日的报告，从1970年到1995年，世界已失去近1/3的自然财富。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出的警告。生态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价值冲突的思考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伊恩·麦克哈格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包含了一个内在价值体系”。罗尔斯顿则指出：“人类傲慢地认为 ‘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个可贵的世界，这个人类能够评价的世界，不是没有价值的，正相反，是它产生了价值——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存在”。（《哲学走向荒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第6-9页）生态主义是20世纪中叶后首先在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的哲学政治思潮。生态主义力求阐明，人类绿色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近代社会以来的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工业文明的崛起及其世界性扩展，而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超越就构成我们摆脱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切实出路。不仅如此，我们将通过新的价值视野与认知方法的确立，把对既存文明弊端的克服变成一种绿色文明的创造。因而，生态主义所追求的并不只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叛，而是力图实现对工业主义的替代，从而根本变革人类现代文明的观念与物质基础。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生态价值意识，它要求人类实现超越自身狭隘人类学视野的对非人自然的尊重。近代工业文明是以自然物质征服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物化文明，它在给人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激化了人类与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内在矛盾，自然以非自然的严重病态的形式呈现出来，并表现为对人类本身的惩罚。其根本性症结就在于我们仅仅从物质的属性看待有着复杂机制与结构的自然世界，而且总是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功利目的特别是经济实利。这种基于时代迷误的观念认识和服从于少数人利益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共同在将自然生态推向崩溃的同时使人类文明陷于困境。因而，人类面临的确实是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深刻变革，但我们价值与认知层面的更新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生态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其次才是一种政治。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类意识，它要求人类真正超越个体或局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以达成对类与整体利益的尊重。就个体与整体、属与类的关系来说，现代文化或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承认和保护个体与社会局部比如民族权益的独立与不可剥夺基础上的。结果，形形色色政治文化纷争背后是掩饰不住的经济利益争夺，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决战不只在战场的全面战争。不受他人和整体利益道德与文化尊重规约的自由竞争，和人类对自然的机械化认知与征服态度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因而，人类所真正需要的并不只是自然价值观念的拓展，也包括自身文化价值基础的更新，特别是确立对整体利益的充分尊重和基于整体需求的认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有实现了对个体同类或同类整体的文化与社会尊重，才会真正对异于人类的非人自然存在做到这一点，就像现实中人对人的剥削和征服关系直接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一样。同样重要的是，生态主义是一种地球意识，是对我们生存的这颗蔚蓝色星球的发自内心的珍视。地球为人类提供了四时有序风雨循环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各种能源，提供了文明形成及其延续的自然与物质基础。我们对地球的任何人为伤害，最终破坏的都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也就是对自已的伤害。正如许多的绿色理论家所指出的，人类的未来是和地球的未来连在一起的，地球的命运就是人类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态主义总是将地球称作人类的家园，认为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它所追求的也就是对人类这种仁爱自然之心再启蒙与呼唤。地球有规律的自转和公转，地球周围均匀的大气保护层，地球表面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这一切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生存空间和条件，但这一条件本身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既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量，也没有无限制维持这一有机平衡体的能力。因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一个终极的限制，那就是不能破坏这一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延续。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而言的。传统政治哲学理论认为，人们最主要的价值利益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其它的价值需求都是由此派生的。因而，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要求，而社会成员的不满和反抗也应是基于这方面需求的被忽视。后物质主义既可以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包括了所有与从物质实利视角出发价值认知与实现对立的方方面面。过去，人们认为人类的幸福与自由是与物质享受量的增加相一致相等同的，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人们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增加，因而经济增长连同有利于增长的一切措施都被评价为有价值的。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我们虽然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比前人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加幸福和快乐。这说明或者物质财富并不是测量人们幸福水平的唯一尺度和主要尺度，或者我们在得到物质的价值的同时失去了同样重要的其它价值，也许失大于得。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道德提高，相反却出现了道德与信仰滑坡，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道德——信仰危机，表现为一些人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缺乏善恶观念，无视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准则……，诸如金钱万能、唯利是图、嫖娼卖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等反道德行为层出不穷。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如生态失衡、人口爆涨、环境污染，以及人们产生的“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孕育出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安气氛；此外，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处处可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面临着生存的最大危机。笔者的“宇宙主义”思想体系正是针对上述威胁和危机提出来的，正是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地球人类社会正处在科技发展的初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有可能因滥用科技而走向毁灭，如大规模核战争，生化战争，如人类不合理开发地球有限的资源，致使生态系统崩溃，在这个危险时期，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来整合全人类，统一思想，使人类社会步入最佳发展轨道，化解和消除人类共同面临的多种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