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一言难尽的河南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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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洲:一言难尽的河南人

一言难尽的河南人（修改稿）
——从《无悔人生--杨献珍》说到《文敏生回忆录》

韩三洲

2002年初，坊间有一本书，叫《河南人惹谁了》，是探究中国社会上为何要嘲讽歧视河南人的，据说卖得极火。现在河南人都上亿了，即便是万人一册，其销路也是可观的。此书一出，引发不小的轰动效应，一些有头有脸的河南人也纷纷撰文反击，解释真正的河南人并不象书中所说的那么坏，书中的一些段子，是成心在污蔑、糟践、贬低和丑化咱河南人。这让人想起二十年前,也是咱河南人的柏杨（河南辉县人）老先生把中华文明比作“酱缸文化”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甫一问世，同样是举国哗然，有多少忠贞爱国之士不依不饶地纷纷口诛笔伐，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凭什么说已走向衰亡？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何丑陋之有？今天来看看社会，柏杨笔下的中国人的毛病，不仅没有太多的改进，还平添了不少，许多闻所未闻的丑陋事儿，不是天天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吗！所以，人家骂你两句，算不了什么，千万不要学鲁迅笔下的阿Q，一说他头上长了癩痢，就大光其火，情不可抑，让人家又说咱们河南人多了一个不肯认错的劣根性。

笔者有幸，也忝列为河南人。愚以为人家瞧不起咱河南人、不相信咱河南人，原因很多，一言难尽，但并不见得是地域歧视或肆意贬低，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的；比如说咱河南人要办的四件大事“给地球镶金边，给黄河装栏杆，给珠峰修台阶，给长城贴磁砖。”这不都是在讽刺那些“假大空”的官僚主义的吗？愚还以为，歧视或丑化河南人，其实就是对咱中国人的自我埋汰，不必过于认真计较。因为河南代表着中原文化，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也是5000年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咱河南人身上有的毛病，不少中国人身上都有积淀，骂咱们两句又何妨？东北人在北京犯案多了，人人都争说是“东北虎”，可人家东北人反把这名字拿来在京城开饭店了，还火爆得不行！大家都骂湖北人是“九头鸟”，人家湖北人也把这名字作为招牌在北京开饭店，后来还争抢冠名权呢！据我所知，河南人赤手空拳来北京“捞世界”的为数不少，社会上说“河南骗子”多，恐怕也不会是简单的空穴来风，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让许多外地人感同身受的社会现象。眼下不是正在讲诚信吗？诚信是为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都说河南人毫无诚信，骗子最多，这是有历史记录在案的。想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就是河南项城人，还差一点儿黄袍加身，骗得一个“中华帝国皇帝”在手里。再以后，《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也异想天开，把蒋介石也算作河南人，名叫郑三发子家住许昌，又给中原大地平添了几分戾气。

其实，真正让咱河南人形象扭曲变形的，应该是近几十年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为了应证咱河南人长久以来患的“左”病，不妨找一个旁证，他就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的杨献珍。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杨献珍的知名度可能算是最大了，在所谓建国后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中，他都首当其冲，无一幸免。另外，他还有一个冒犯天庭的哲学“罪案”，即“合二而一”论，在旁人看来，是直接与马列主义辩证法“一分为二”分庭抗礼的，文革期间，杨献珍本人为此还蹲了八年冤狱。文革过后，杨献珍出版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据山东画报出版社《无悔人生•杨献珍》记载，中国大跃进期间，杨献珍主动请缨来到河南，因为“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了不得，据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接着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了7320斤，而当年第四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还为此进行了充分有力的“科学论证”，题目就是《揭开了“7320”之谜》。等他到下边一看，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被杨献珍形容为“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吗！”。杨献珍亲眼所见，人民公社社长的母亲来找儿子要粮吃，儿子没有，为娘的只好哭着回家去了。那时候，河南的“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言稿是这样念的：“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与群众脸上无光！在一连串七八个铿锵有力的“不虚报”的后面，却是民有菜色，，饥肠辘辘。等向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还腆着脸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对此，杨献珍脱口而出，“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杨献珍由此闯下了反对毛主席和“三面红旗”的大祸，一向以浪漫主义自居的毛泽东得知后，大为震怒，说：“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

为了政治需要，河南人不但善于往自己脸上贴金，甚至还敢拿屎盆子朝自己头上扣呢！手边有一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说得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进入结束阶段时，忽然冒出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人人过关，突击审查。这期间，康生还直接主持了在中央礼堂召开的坦白典型大会。会上，河南省委的一个七大代表，被“逼供信”了坦白典型，说什么河南的党是“红旗党”，是由国民党特务控制的。会上，还有一个常常被一些回忆文章提到“坦白典型”，一个长得很漂亮的18岁的女孩子，也是河南人，她的名字叫曼丽，上台坦白交代，成为典型示范。曼丽说，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要她到延安来，名为学习，实则作特务工作，因为她长得漂亮，可以施展美人计等。后来才知道，她的父亲是主张民主抗日的进步人士，这女孩子也是为了上面的政治需要，才把自己打扮成“美女蛇”的。

还有一个亲历者，就是曾担任过河南省省长和第一书记、邮电部部长文敏生，他的生平回忆《文敏生回忆录》，可以说是河南六七十年代的实录。这本书也有些奇特，因为作者本人是党的高级干部，书又是薄一波题签，可却是自费出书。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从家世一直写到他1987年从一线下来后到任中顾委委员。作者是1961年到河南来任省委书记的，亲身经历了整个文革期间，所以直笔写来，都可视为信史。河南左祸为害之烈，骇人听闻。可以说，建国以来，河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试验田和重灾区，几乎成了瞎指挥、共产风和“假大空”的发源地。以“反右派运动”举例，全国被扩大化戴上“右派”帽子的总计55万人，而一个河南省竟有6多万人被打入“另册”，30多万人被株连，据全国各省市之首。新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于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随后就是遍地开花，一哄而起，一个多月时间就实现了全省范围里吃饭不要钱的公社化。三面红旗就是从河南大地升起的；“发高烧、放卫星、升虚火”，亩产量几千斤、甚至是几万斤的浮夸风，河南吹得最邪乎，所以“左”祸也为害最烈，到了1959年，因饥饿引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到几百万，1961年的粮食产量只相当于建国前的水平。即使这样，河南人还嫌不“左”，庐山会议后，河南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补课”，对下面，把十几万干部群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上面，竟把说了几句实话的省委书记、副书记统统打倒，戏称“潘（潘复生）、阎（杨珏）、王（王庭栋）”，这在全国都实属罕见。文敏生回忆中提到，他来到河南的第二年，仅是对被错误斗争的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平反，就达到118万人。文革期间，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就出自于河南滑县人（聂元梓）之手；1966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印发了他本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的8月19日，身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亦步亦趋，马上紧随其后，也公开了他本人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首创全国第一个省委书记支持造反派先例。于是，上行下效，山头林立，造反成风。十年内乱中，首先分派的是河南，首先响应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发动武斗的还是河南，依附“四人帮”者最多的又是河南，“九大”时，竟有近十个“造反派”头头靠着打砸抢进入中委。当时口号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对河南来说，造反起家的“三种人”一个个如日中天，红得发紫。所以，有学者提出，为什么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总根源就是意识形态过敏。1942年的“水旱蝗汤”，河南饿死一百万人。18年后的1959年，河南饿死的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爱跟风，爱走极端，爱拿鸡毛当令箭，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批邓期间，河南某些县市还发生了游斗基层干部抓“新走资派”事件。其实，上边却未必是他们猜度的那样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

也许，以上这都是历史，咱们可以忽略不提。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河南人口多，底子薄，转型慢，发展空间有限，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经济一直不景气。河南人的人口全国第一，但平均工资在全国排列也倒数一二，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少数在政治上习惯于搞“假大空”的河南人，开始把这一套转向了经济领域，干起了仿冒假劣、自取其辱的勾当，与当年搞运动的狂热劲儿极其相仿，能动用直升飞机撒广告并酿成大祸，就是典型的匪夷所思。近几年仅在省会郑州市，就发生了好几起如“三星”、“三读”之类的集资诈骗案，总金额有十多亿；连红火一时、声言要与“麦当劳”决一雌雄的河南“红高粱”的老板，最终也沦为集资诈骗的案犯被判刑。抢劫银行的事河南出得最多，而且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与其相匹配的是，全国警用直升飞机不过十架，而作为一个并不富裕的省会郑州，就购置了两架。近几年毒米、毒油、黑心棉的源头均出自于河南，而这些伤天害理的大案要案，都是有本事的敢干敢骗、敢作敢为的河南人干的；而那些孱弱无能、没本事的河南人则靠卖血为生，来养家糊口，结果闹出了震惊中外的艾滋病村，毛泽东诗词中“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旧日场景，居然在今天的河南出现了，官方公开承认的艾滋病数字为2万5千多人。大骗子胡万林的最后活动场所，为何要选择在河南？还把一个市长给活活的治死了，因为这里有他行骗的适宜土壤。北京中关村为什么会出现“河南骗子，严禁入内”的警示牌？还不是因为吃亏上当的人太多了。河南南部有一个县，外出人口达十几万，每年因坑蒙拐骗、杀人越货而被判处死刑的就有几十人。以至于全国都知道“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句警示语了！河南人的形象在中国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河南人却依旧与“左”的情结缠绕不清，迷恋怀旧。在河南某县，也就是当年杨献珍去过的那个县，到今天为止还保留着全中国独一块唱“语录歌”、学“老三篇”的红色实验田。这种创意无论其动机如何，照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起码也不能称之为与时俱进吧！

身为河南人，又来自揭咱河南人的疮疤，真叫人处于两难的境地。正是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而子曰“如之何，如之何？”眼下，咱河南人成了国人议论的焦点，随着《解读中原》和《河南人惹谁了？》这两书的热销，紧接着又出版了《河南人谁也没惹》等，都跟抽疯式的，好像离了咱河南人就没有了话题似的。说白了，这都是中国人自身的毛病，只不过借着咱河南人来说事、“指着和尚骂秃子”罢了！